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介入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最初往往是通过媒介斗争表现出来的，因为政治力量主要是通过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展示政治实力的，所以，有时传媒就意味着政治本身。尽管交流活动并不是理解政治及其功能的惟一因素，但交流几乎是所有政治功能得以实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交流——信息流通就成为政治活动中最频繁、最富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尽管信息流量不是政治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但它对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政治文化对政治环境如政治体制、政治秩序等有着重大影响，而作为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的总称的政治信息同样对政治秩序存在着影响。一定的政治信息会产生相应的政治行为，这种行为将对政治环境发生作用。这种相关性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不同的政治信息流量会导致不同的政治秩序。 一般来说，政治秩序是否稳定与政治合法性直接相关。所谓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按照利普塞特的说法，是指“政治体制使人们树立和坚持对当今社会来说现存政治制度最理想的信念的能力”（注：利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而让—马克·夸克则认为，合法性就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注：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他们的表达虽然有些不一样，但都强调了测试一个政治体制或政治权力合法性，是看一定的政治环境是否已经培养起一种持共同信仰的同质文化。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在于政治力量为维护政治权利而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政治活动的频繁性必然导致不同政治文化相互之间产生交流。文化的交流虽可以产生认同，但也可以对原有的文化进行解构，使之分化出具有冲突功能的异质文化。异质文化的冲突性往往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于是，政治合法性危机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环境中出现一些持非正统观念的政治势力，并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发生冲突（注：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信息流量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表现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政治社会化既是一定政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过程，也是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交流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一个人之所以在一个社会体系中能够学到关于个人与政治体系的价值、规范、概念和态度，正是因为政治信息在该体系里的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注：所谓政治信息的纵向流动，是指政治信息的历史传承，一个人的政治行为不是无缘无故的，它在相当大程度上受个人成长的历史的影响；而横向流动，则是指政治信息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个体之间的传播。参见David O.Sears,Political Sociology,in Micropolitical Theory,edited by Fred L.Greenstein and Nelson W.Polsby,Hand 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5。）；同样，统治者要使自己确立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也需要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政治信息从权力的顶尖向下一直传输到最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才说，大众传媒工具对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而政治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大众传媒工具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普遍化程度（注：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政治文化交流越频繁，相互渗透就越深，这也意味着政治信息流量越大，而在大量信息的冲击之下，文化的分化也越快。因此，对统治者来说，要维护现有的权力体系，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塑造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同质文化尤为重要。要塑造这样的同质文化，就必须用已经取得的合法暴力来阻止“不良”信息的流通。因为，减少信息流量就意味着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塑造同质文化，权力中心往往把自己注释的一种意识形态灌输下去，决不允许人们自己去创新。这样，民众只知道服从或赞同，而服从、赞同正是合法性之所在（注：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用合法暴力来阻止信息流通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在专制体制下，这种情况是司空见惯的。西方政治学家林茨就曾经指出，威权体制的特点是政治多元化受到严格限制，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的竞争缺乏制度的保障（注：Juan J.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Spain,in Erik Allardt and Stein Rokkan(eds),Mass Politics,New York:Free Press,1970.）。而限制政治多元化的源头就是遏制产生政治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即限制政治信息流通。与威权政治相反，民主政治恰恰需要信息流通。民主意味着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而公众政治参与的前提是获得相应的政治信息。信息流量越大，公众获得的政治信息就越多，公众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也越大。另外，民众对政治广泛参与的前提是，政治参与者必须掌握一定政治系统中担任特定政治角色的知识、技能，并能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而这一切并不能在一个人的大脑中自发地长出来，而是萌生于大量的政治实践活动，特别是形成于与别人的广泛交流之中。这就是说，民主政治合法性的维持需要更大的信息流量。 综上所述，信息流量对政治稳定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信息流量越大，政治秩序越稳定，信息流量越小，政治秩序越乱。但可以这样说，在民主政治中，信息流量越大，政治秩序在多元政治力量的角逐中显得越稳定；而在威权政治中，信息流量越大，政治秩序越不稳定。 二、过度控制下的信息低量与超稳定状态下的政治危机 维持既有的合法性大致有两种方式，即认同性维持和强制性维持。认同性维持就是全体成员对规范的自觉认同；强制性维持则是指在利益冲突之下，权力主体用合法暴力强制社会成员对规范的认可和接受。政治的过度控制实际上就是暴力强制的一种形式。政治过度控制的对象不仅仅是政治系统，而且也包括信息传播系统，特别是信息传播手段，即对大众传媒实施严格的控制，使大众传媒的规模限制在自己能够容忍的范围内。 在封建社会时期，专制统治者都对传媒渠道实行严格的控制。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者在政治上推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控制信息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蒙蔽民众。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信息流通的日渐枯竭，民众的政治追求不可能是参与国家管理，而只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生活。在西欧，封建统治者比较早就建立起了控制制度。近代报纸诞生之后，西方各国几乎都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凡有“触奸犯科”者，常常遭到迫害。在传媒发展史上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在当今，对信息传媒高度控制的情况也不乏其例。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由于某些新闻报道超出了美国政治允许的范围，就有美国媒体人士被炒了鱿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