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理论(Development Theory)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它融合了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知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尽管发展的本质是用经济学术语来解释的，但解释性因素肯定不仅仅限定于经济因素。历史的、制度的、人口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生态的因素都对发展的解释具有重要作用”，[1]因此，发展理论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在经济学中，以研究经济增长为对象的发展理论包括：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实现经济增长的秘密是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分工（亚当·斯密）、技术和知识进步、制度创新（道格拉斯·诺斯）等因素；在社会学理论中，发展被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发展理论形成了3个流派，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由于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为样板，设置欠发达国家的未来发展目标，这些目标是以西方为发展蓝图的，以“西方的今天就是非西方的明天”的单线视角看问题，而遭到非西方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诟病；依附理论正是在反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试图揭示非西方国家的不发展正是由被边缘化和发达国家通过贸易和投资榨取发展中国家财富而形成的，非西方国家要寻求发展就必须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世界体系理论抛弃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视角”以及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两分法，把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由中心国家、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组成，在这个结构中，中心国家剥削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剥削边缘国家同时又受制于中心国家。在这样一个动态的纵横交错的关系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是会变化的，即边缘国家有可能成为半边缘国家，甚至成为中心国家。在政治学理论中，政治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有紧密联系。政治发展主要受政治一体化（权威）、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民主化）、政治机构（专业化和理性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2]尽管政治发展理论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的进步，但它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按照Shamsul Hapue的划分，可归结为3种，即：保守主义的（包括经济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改革主义的（包括保守的改革理论、激进的改革理论和批判性的改革理论）以及极端主义的（包括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激进的依附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3](Preface 2)每一种理论下面又包括许多分支理论，如政治发展理论从属于现代化理论。这些众多的理论虽然来自于实践，但现实却告诉我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没有达到基本的经济社会进步，他们仍然遭受经济贫困、社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对外部的依赖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东欧转型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可以看到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犯罪与社会暴力、社会病象。从全球范围内看，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种族及宗教冲突、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等问题同样困扰着人类。传统的发展理论并不能解决当前国家内部或者世界范围内所存在的发展问题。因此，“在持续出现的不发达情况加剧的现实与另一方面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的蓬勃兴起之间存在着非连续性，这意味着当前的发展理论存在不足和无效的一面”；[3]对于传统发展理论，布莱克教授认为存在着4种“有用的错误”(useful fallacies)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带有明显不发展痕迹的“假定性的进步”(assuming progress)、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特有的现代化主义”(patenting modernism)、在寻求不发展原因时的“指责受害者”(blaming victim)、由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化两分法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限制性选择”(limiting option)等明显缺陷。[4](P2-7)既然如此，如何重新阐释发展问题，发展的秘密是什么？这是发展理论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对此，有代表性的观点是：Paul Patrick Streeten认为，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指收入的增长才是消除贫困、饥饿等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由此，就有必要改革政府，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以及发挥市场的功能[5]；Shamsul Haque认为，发展不是人对于各种扩张式发展(hegemonic development)的服从，而是人在各种形式、各种水平的控制中的自治[3]；Jorge Nef认为：物质生产既不是发展的目标，也不是发展的标准[6]；布莱克认为：发展的秘密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包括人的舒适感、生产和创造能力，同时也包括人的自立以及与个体、社会环境和谐相处的能力”[4](P20)等等。 从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早期由片面追求经济和物质进步的目标已变成了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正是在发展理论发展的背景下，马里兰大学城市研究系著名行政学教授霍伯特·沃林(Herbert H.Werlin)建立了政治弹性理论的框架来研究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进步。沃林教授的成果主要体现在1998年出版的《发展的秘密：用政治弹性理论进行研究》一书中。在这本书里，发展的秘密不仅在于经济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包括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从而产生一种“能力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在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协同一致，共同达成社会治理的目标。他把这样的政体称为弹性政体，相反，那些不能达到上述目标，而是经济倒退、社会混乱、环境恶化的国家是因为没有一个有弹性的政体的存在。在探索发展秘密时，沃林以人为关注的重点，在关注制度建设（政治硬件）时，更关注如何形成一种在领导者与被领导人员之间形成一种共识关系（政治软件）。沃林更多的从政治学与行政学背景意义上阐述发展的秘密，表面上看，缺少对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研究，实际上，其研究成果中充满了社会及经济发展的案例，政治弹性理论不过是一个研究视角罢了。 二 该理论试图超越政治与行政的两分，并在其中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从而为不同形式和文化背景的政府提供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总体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从比较成功的政治或行政实践中去寻求领导与随从、官僚制与民主、集权与分权、集体选择与集体控制、管制与放松管制、博爱与权威、松散控制与铁腕控制、行为调节与文化约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能够互相兼容的规律。 沃林认为：经济学家对于发展问题研究往往是从“比较优势”、“限制政府”、“放松管制”、“市场自由”、“最少干预”的分析入手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对于国有经济(SOEs)他们大多数都持批评态度。但实际上，经济学家的解释并不能在东亚以及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问题上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如此看来，管制与放松管制并不必然矛盾。 政治学研究中（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理论又称为采用比较历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但他们关于世界政治体制的划分并没有展示出政治体制的发展能力。此外，比较政治研究同时忽略了公共行政的内容；即使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历来也存在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相互兼容的问题，正如瓦尔多所说“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问题是他一生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为了克服民主与科学的两分法，必须在行政学中引入一个统一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