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6)05-0032-05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最经典的方法是将自然界的现象一个个孤立起来，择其典型特点，舍弃其他，创造一种充分纯粹的条件，以此通过实验的方法取得数据，再通过定量分析得到最后的结论。这就是典型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实证分析方法只是一种有限的研究方法。20世纪在美国兴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其方法论的限度就在于只看到实证方法的积极一面，而将其推而广之，成为普遍的、极端的、惟一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而陷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之中。 一、实证方法不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科学化的惟一选择 对于政治学来说，实证方法并不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那样所向披靡，它的局限性更加明显，这既是由实证方法本身的限度所致，更是由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界的差异所决定的。 一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确定的，其中的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或然关系太多，以至于难以发现和揭示其中与自然科学相类同的规律。政治行为不仅与无生物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不同，而且与动物出于本能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使得政治生活中的偶然性非常突出，必然性很难寻觅。政治学的这种既被偶然性干扰，但同时又被必然性牢牢决定的特性，恰恰是它的特殊性的最大体现，更是政治学的魅力所在。政治学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的时候，通常只是发现了一些变量间的或然关系，却很难确定变量间的必然关系。比如，实证分析方法常用的观察和调查的方式，在实践中极易受到人为的干扰或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在调查研究时，如果人们知道有人正在对自己进行研究，那么他们的表现就有可能与平时不一样。如果观察对象知道或猜出政治学家的调查目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他们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按照政治学家的期望表现自己、进行活动，结果与常态下的行为完全不同，这就根本达不到对政治生活的真实表现。 二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计量的。不是任何人的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可计量或可经验观察的，也从来没有统一的、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能够度量人类的政治行为。人不是如霍布斯所言的如钟表一样的机械制造物，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人们无法完全从外部和用物理方法描述人的活动”[1] 12，更难以用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研究它。而且，政治问题也无法定量，在政治研究中缺乏精确的概念和严格的计量；至今为止，还没什么仪器或者度量单位能对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度量。即使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也远没有达到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度量，他们测量的只是人的政治行为中琐细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一些方面和环节，对说明人的政治行为的规律和本质意义不大。 三是人类的政治生活是不可重复、不可预测的，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现象的重复性和可预测性”[2]，自然科学中的物质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复，但人类的行为不会像物质实验那样完全重演。“实证研究的前提是相信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事件的发生，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和技术。这就必须假定人类行为像自然现象一样，具有秩序、普遍性和可预测性。”[3] 而事实上，人类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秩序性、稳定性或者可预测性，但并不能如预期地那样行动，不存在那种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重复性，政治学家们绝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因此，用事先设计好的理论模型来套用现实的政治生活，会有主次颠倒的嫌疑。实证方法假定，宇宙是钟摆式的，每一个部分的运动都是可预测的。但事实上，“我们所要面对的政治世界却更像云一样，难以预测”[4]。由于政治现象中人的因素的影响，政治现象无法通过实验的方法重复，也从来没有形成过统一的固定的政治生活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政治学本质上不是科学，使其科学化的努力，不仅徒劳，而且有害。在精确地说明和描述政治现象时，实证方法非常起作用，但是这种精确描述并不能揭示政治现象内在的规律。追求研究手段的科学化，过多地注意那些可计量或者可测量的政治问题，不仅不能得到科学的政治学，而只能得到琐碎的政治学。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实证方法走向了唯实证主义 尽管实证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当20世纪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时，实证方法成为了它倡导科学的重要工具。它继承了历史上实证主义的一些主张，强调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学的研究，主张对政治现象做实证的分析，结果将政治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推到了极端，由科学主义走向了唯科学主义，或唯实证主义。 首先，行为主义政治学忽视政治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其研究对象过于物化。 行为主义政治学实证方法的一个前提就是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当作像自然现象那样的物化对象，将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及其行为完全物化了。他们认为，一切政治现象都是可以物化的，也是必须物化的，在他们看来，那些伦理的、道德的或者政治哲学意味的东西都是形而上的，都是不可论证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那些可以通过经验论证的、可以通过一定的指数或者指标加以确定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是否典型，或者说，并不论这些东西是否与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有关。因此，他们的研究前提就是将大量的活生生的政治现象加以分割，变成一个个互相孤立、毫无感情的政治生活片断。他们热衷的问题大都与诸如民权、贫困和越南战争等现实中的热门问题脱节，对政治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政治生活的不停的肢解，并以此为基础的对单个现象的孤立的统计和计算。他们分割政治现象的基本原则就是有利于定量分析，有利于数学模型的运用，有利于计算和重复实验。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可观察的和实验的政治事件，其研究结论也是由经验事实反复检验的建立在观察或者经验事实基础上的；政治生活就是那些通过诸如观察法、实验法、计量法、问卷法等现代调查方法所收集到的政治现象或数据资料，是一些可供严格测量和数据处理的不同于传统政治学定性分析和不精确描述的物化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