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题目是“巨变时代的世界政治研究议程”。刚才，杨光斌教授讲到世界政治、讲到历史政治学作为政治学新研究议程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中，过去一直重视“世界政治”这个词的用法。我们国家的外交也一直强调对世界政治大形势的分析，一段时间对世界政治的描述和叙事是“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对世界巨变的特征描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政治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议程，我个人觉得，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不协调、政府理论的危机、企业理论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的问题，直至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重构问题，都应该值得我们重视和跟踪。刚才杨光斌教授提到了这些议程。我个人觉得在21世纪前半期，政府问题会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大问题(企业问题也是，但这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部分跟过去西方政府理论的扩张复制有关。西方的或缓慢或急剧衰落，还有整个世界范围的自觉、觉醒、复兴运动，世界的“互联互通”还是“不联不通”等等，一下子暴露出来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我想结合我们论坛的主题，也就是“知识体系的对话”，谈一下世界政治叙事系统的一个变化，以及我们政治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历程。当今世界，世界政治知识格局正在发生变动，中国政治学有责任在推动这一变动中，确立我们在世界政治知识格局中的一席之地。 我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从世界政治范围看知识体系的意义。第二，我们的政治外交知识体系。第三，怎么通过改造和创造来推动巨变时代世界政治知识格局的变动。 第一个问题，从历史和世界政治范围看知识体系。其实，每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文明，它都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我们搞国际政治的，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但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必要搞自己的知识体系。我给学生上课经常讲，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家，这样的社会根本没有复杂到能够产生很多问题以及产生很多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以至形成一个知识体系，所以我觉得这类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搞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并不是对这类国家的不尊重，而是知识体系形成的规律，我们应该尊重知识体系构建的规律。但在文明和国家高度重合、社会高度复杂到产生各类问题并且提供选择方案的国家，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有知识体系生成所具备的必要土壤。那么这涉及刚才杨光斌教授讲的，就是我们看世界政治，过去很多时候以国家为视角，这个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生活在主权国家作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中，但是这个又还不够，所以需要引入“文明国家”这个概念，如果以文明国家来看世界的话，视野又有点不一样。从知识体系意义上讲，世界上称得上“文明国家”的，它都有或者历史上有过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对文明和秩序的稳定和内生发展很有意义。 人文社科的知识体系，说到底是对自己以及世界到底怎么看?为什么这么看?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一套自洽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认识体系。在政治世界里面，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这套政治学知识体系往往又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国内/国际政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它们需要解决的是政治最高的问题，我们过去将其称为“政统”问题，现在政治话语中其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宪法中。这个问题在学理上解决了，就有了一套服务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知识体系。我们看中外那些重要的政治著作，背后其实都有一套维护“政统”的叙事和哲学，基督教世界、伊斯兰世界、近代西方、古代中国、当代世界等，概莫能外。所以，各类政治学知识体系始终要解决“一”和“统”的问题。换句话说，政治学知识体系需要为国家或者一个文明树立一套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政治价值和政治标准问题解决了，内部的政治稳定和秩序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有了。当然，讲“一”，并不是反对“多”，现代政治似乎认为多元就是好的，一统就是不好的，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在现代政治中，没有以“一”为前提的“多”，不会有政治秩序，今日欧美世界由于忽视“一”而突出多元，正在带来很多政治弊病。但是，我们看翻译过来的过去西方主流政治史著作，不管什么政治思想学说，它的“一”和“统”很清楚，它的“一”和“统”无非是希腊、罗马、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然后20世纪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比如，我们讲20世纪比较流行的自由民主政治学说，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线索讲过来的。那么这样的政治史叙事或知识体系确定了什么标准呢?就是西方政治和制度中心的标准。有了这个知识体系以后，它又衍生出很多叙事模式，比如说现代化叙事模式、民主化叙事模式，延伸到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就是一度流行的自由国际秩序那一套，这是自由秩序模式的政治叙事。这套叙事模式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刚才杨光斌教授也提到，西方那一套制度和思想是先进的，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思想在整个世界政治国际关系里面，意义不大，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应该朝着西方自由政治经济秩序那套模式去，凡是不符合这套标准的，就是“逆流”，凡是符合这套标准的，就是“大道”。按照古代中国政治话语来说西方政治发展的话，这是它们希望实现的“天下大同”模式。 我前段时间翻《统治史》，其实这本书应该译成《政府史》。我看它的叙事最后就落脚到(是不是政治学者把它作为一个经典来看?它无非就是一个观点，观点明白了，可能就不需要细读了)议会民主和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两个：美国和法国。《历史的终结》那本书的叙事也是这样，有一套背后的知识体系和标准为支撑。我们国际政治里面讲的自由国际秩序，如果不是这个(自由国际秩序)，那就是非自由世界，就是罗尔斯讲的“三个世界”：一个是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一个是得体国家组成的世界，还有一个是专制和独裁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也是他的一套知识体系支撑以后形成的世界政治叙事，后面讲的亨廷顿的民主化世界政治叙事也是。所有这些著作内容和主题不一样，但是道理都一样，万变不离其宗，明白了我们就可以化繁为简，不为其所束缚，从中跳出来。当然，自由国际秩序有时既不自由也不国际，可能只是一个小范围的秩序。我看俄罗斯人把它的名字给改了，以前叫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俄罗斯人把它改成“liberal interventionism”，叫作“自由干涉主义”。因为这类秩序在外在延伸时碰到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当假设自己代表政统、别人不代表政统的时候，必然产生强烈的冲动去改造甚至干涉别人。不管怎么样，西方世界内部一段时间形成了政治叙事的“一”，其也有多元叙事，但是多元叙事不能撼动和挑战这个“一”，这是他们的政治规矩。这套政治叙事一度在世界上很流行，被视为不二选择，但是后面我们会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世界政治巨变时代出现了政治叙事的知识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