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1)06-0028-04 如何看待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立统一，进而提出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关系的正确途径，以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这是一个极具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对此国内学者在批判了外国学者在排斥性思维模式下产生的强调民族认同负面效应的“危机论”与“冲突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应当在包容性的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纽带以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从而整合民族的异质性要素与国家的统一。[1]对此笔者非常赞同。然而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民族认同不是简单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也不是简单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只有充分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才能不断促进整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与强盛。 一、民族共同体的层次划分与民族认同中的多重利益诉求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民族”依然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划分的人们共同体，但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化共同体。无论是汉语的“民族”概念还是英语的“nation”一词，其内涵都兼容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层面的诸多内容而不可分割。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当人们分别以ethnic group和ethnicity对应nation和nationality，力图通过对民族概念进行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划分，来达到对民族存在的客观阐释时，却没有明白‘文化’和‘政治’都是作为民族的社会性发展而存在的”，并且文化和政治在民族中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存在”，因为“民族基本上隐喻着文化和政治的纽带。”[2]而王希恩同志则更明确地认为“近代以来的民族，都已是获得或正在获得自身政治权利的民族。这种民族政治属性的普遍化是近代以前的民族所没有的。”[3] 由此出发，如果我们否认了民族共同体所具备的相应的政治属性，也就否认了民族是个利益集团。进而也就否认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广泛联系性，而民族政治学也就没有立足之本了。我们承认民族是个利益集团，具有相应的政治属性，那也就意味着民族认同并非是单纯的文化认同，而带有相应的政治利益诉求，而这样的政治利益诉求并非都要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当然，如果只强调民族认同中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忽视文化认同的根基，则会走向把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 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来看，笔者始终认为单一民族和复合民族的相互演化，以及由多元向一体的历史趋向是民族过程的基本规律。[4]因而无论是历史上的民族还是现实当中的民族，均可划分为单一民族、复合民族和民族支系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单一民族为基本民族单位，复合民族为宏观民族单位，而民族支系则为微观民族单位。[5]以我国为例，经过民族识别为国家承认的56个民族是单一民族，这56个民族内部又有着不同的支系和组成部分或亚文化集团。而56个民族的集合体，被称之为“中华民族”的则是一个复合民族。与此相应，这种民族共同体的层次划分反映到民族认同之中，形成了民族认同的多重性及其相互联系。即各族人民既有对自己所属的单一民族和民族支系的认同，更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多重的民族认同亦表达了不同层面的民族共同体各自的利益诉求。 作为单一民族和民族支系的民族认同，上升为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希望自己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与完善，迫切要求缩小和先进民族、发达地区的差距，力争后来居上，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并且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并弘扬光大。而作为复合民族的中华民族，其民族认同亦同样上升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和自豪感，企盼实现国家的最终统一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造辉煌。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我国的民族识别以科学依据和民族意愿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名从主人”以确定民族称谓，充分重视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心理认同。然而我国民族政策的利益导向却引发了个别少数民族内部的支系不认同于本民族，而要求国家承认他们为新的单一民族的现象，如云南纳西族支系摩梭人和白族支系拉玛人和勒墨人。很明显，一旦获准成为单一民族，人民大会堂将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也会相应地实现加速发展。这在一方面充分说明了我国民族政策的正确与成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备受歧视的情况下，外出求学、经商、打工、入仕的少数民族不愿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自报汉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包含了明显的利益取向。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之后所生子女往往申报为少数民族，而不同的少数民族通婚之后所生子女则往往申报民族成分为人口较少民族的现象更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民族认同的变化与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持、帮助、优惠、倾斜的政策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