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分析家和观察家所指出的，欧盟——其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在对待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态度上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转变。对移民(包括“危机国移民”)的广泛接受，以及对少数族裔(包括少数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的包容性态度，正在让步于更加严格地控制移民和同化融合少数族裔的吁求。这些之前由政治边缘团体垄断的吁求，现在则源于主流政治力量及其领导人，紧随这些吁求之后的还有政策措施，即限制移民，并提出了更具约束性、减少包容性的管理措施。虽然如此，仍有必要强调：(1)主流政治领导人对“门户开放”的移民政策的批评即使很有影响力，也比那些来自边缘运动领导人的批评更加温和并有所区别；(2)这些领导人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不受控制的移民”，即“非法移民”、难民和寻求政治避难者；(3)主流党派领导人所提出和贯彻的约束性政策虽然与过去相比包容性更低，但并未违背关键的自由原则，例如种族和宗教宽容以及行动自由；(4)有关移民的辞令和政策都在不断演进，通常是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回应。因此，并非所有的移民，而是“有问题的”那类移民，才是这种批评所关注的对象，虽然这种关注很容易泛化到所有移民身上。“劳动力市场”移民，尤其是那些来自欧盟内部的移民，被认为问题相对少些。如果他们招致批评，则主要是来自那些对更廉价、要求更低的外国竞争者表示担忧的欧盟领导人。与此类似，人们似乎普遍对那些逃离了饱受危机折磨地区的暴力和迫害的“真正的难民”表示同情，而“非法移民”和“经济难民”得到的同情则较少。 过去10年提出的约束性措施限制了移民，减少了新移民的福利资格，并将文化氛围和公众观点从把文化多样性作为一种财富加以赞扬，转变为对移民的社会碎片化影响的普遍关切。公众态度和政府政策的这种转变不应被夸大为一种反自由主义的抵制，更应该被视为追随极度激进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动员而做出的一种文化和政策调整。这种调整相对较小且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这一事实常常被政治观察家们所忽视。虽然这种调整符合针对主流政党的普遍政治抵制，但并未将欧盟的改革策略，尤其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扭转至一种全面自由的方向。 像通常一样，这些防御性反应和随之而来的批评性讨论背后存在着一些隐情，从因移民融合不力引起的被广为报道的社会痼疾(轻微犯罪、滥用福利)，到罕见但具有高度扩散性的犯罪行为和恐怖主义。一些领导人将移民与后“9·11”时代的恐怖活动和安全恐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种族冲突、经济衰退以及伴随而来的财政和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上述社会顽症在他们的发言中形成了一条新的议题线索。因此，转变对移民的态度和政策应当被视为对一种“路径依赖”的社会进程的政治回应的一部分，这一社会进程始于20世纪90年代“右翼威权主义”运动和党派的复兴，紧接着是后“9·11”时代的安全恐慌。这两者都唤醒了对“外来者”的担忧，尤其是那些不同文化、肤色和宗教的人。这些排外活动和党派在政治上的成功反过来激起了政治主流领导人的防御性反应，进而在精英群体的观点、公众情绪、最终是移民政策上产生了一种循序渐进的转变。 2008年以后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推动了这种转变。在大衰退时期，伴随着不断增加的失业和社会剧变，反移民和排外情绪通过普通民众迅速扩散。然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公众情绪都追随来自“上层”的暗示(和观点)，也就是说源自政治领导人，尤其是主流政治团体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将不受控制的移民以及“显而易见的少数族裔”描绘成稀缺工作和福利的竞争者、“输入性社会问题”的来源之一以及潜在的安全威胁。 虽然各种极端运动和团体的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在攻击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但主流领导人的防御性反应相对来说还是时时有变。这种防御性反应始于2008年以后经济衰退的时期。2010-2011年的几个月中，在欧洲大衰退达到顶峰时，许多欧洲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开始宣称，移民滥用福利，为负债累累的政府增加了额外负担，威胁了社会和政治秩序，多元文化主义——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性接纳——已经失败。而且，这些批评性言论已经进入主流政治话语，扩展至普通民众，预示着要引入更具约束性的移民政策，并且使它们的迅速推行合法化。这些言论同样在国际上扩散。在这方面尤其具有影响性的言论包括颇具声望的、受欢迎的欧洲领导人安格拉·默克尔、尼古拉·萨科齐和大卫·卡梅伦，他们的言论随后得到了主流媒体的扩散。通过媒体，这些言论很容易对民众的政治话语产生影响(通常是以不太温和的形式)，进而推动进一步的政策转变。有人将其视为对“荷兰模式”的效仿(荷兰在2002年和2004年的恐怖分子暗杀活动后首次阐述并推行这种策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保守的政治和文化抵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向“后多元文化主义”的缓慢转变。 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解释框架，但转变的整体方向几乎没有争议，不太明确的是这种转变的社会和政治机制(因此也成为本文的关注点之一)：关键的行为体、核心的因果关系和政治后果。可以认为，这种转变是“路径依赖”，并通过特殊的环境(社会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并存)得以强化，进而在过去10年中由主流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地塑造。最后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在公众的态度和政治上极端化的民粹主义言论(尤其是极右群体)中始终存在着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的情绪，它是来自主流领导人的“放任”信号，开启了欧盟主要国家态度和政治策略的转变。 按照所提出的这种因果模型，本文将：(1)概述欧洲主要政治领导人所阐述的这种关于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新“主流”政治话语的关键元素，并将这些话语置于更宽泛的“抵制政治”(backlash politics)的政治和经济框架中；(2)明确这些精英话语所预示的关键政策策略，尤其是过去10年中大部分欧洲国家引进的法律条款和政策措施；(3)绘制出这一转变的主要方向，强调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这些国家移民和融合政策上的差异似乎反映了这一危机的严重性、“民族—国家”的分化、市场自由化的程度以及各个国家对技术移民不断扩大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