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而且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标志。作为一个拥有自身政治传统及完整政治话语体系的国家，中国不仅并无民主观念的思想渊源，而且民主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扎根还屡屡遭遇来自传统政治话语的顽强抵抗。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侵蚀与冲击之下，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逐步变得支离破碎，西方政治话语体系则趁隙渐渐进入中国，而进入中国的西方话语体系及其关键词在翻译与传播中发生了概念的汉化，即用汉语词汇和句法表达西方话语体系，这一过程充满了对于西方政治文化的曲解和误读。汉语词汇的“民主”与西方相应话语的接触，类似于一个“艳遇”，“短暂相逢，匆匆道别”①。西方话语在中国的汉化转译，一方面遭遇了当事人对西方话语中相应概念理解“比较肤浅”的窘境；另一方面，转译西方话语的当事人在理解和释读相应概念时“又往往糅进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最终导致汉化了的西方概念在涵义上变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②。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汉化过程虽然较为复杂，而且其中确实包含了来自西方话语的特定内容，有些特定内容(比如人民主权的思想)甚至还居于核心位置，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组织形态，但在精神主导上却仍然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传统中国话语的决定性影响，其中儒家民本话语体系的影响又是决定性因素。中国传统的民本观念既是现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榫接点，更是现代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但同时也是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道过滤器，传统政治话语体系以民本观念为发力点，源源不断地渗透和融合进民主概念中，从而出现了对原始民主涵义的整体性和倾向性误读③。这种误读在民主思想中国化方面造成的结果，就是民本观念对“民主”概念进行了充分的濡染与改造，传统民本观念的内容不仅大量进入民主概念，而且还主导了民主概念现代转化的价值倾向与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与内容上的完善性，即使是面对着来自西方的政治故事，传统士大夫也依然顽固地坚守着尧、舜、禹的儒家理想主义政治蓝图及亘古不变的民本价值，并试图以儒家理想主义的圣人政治及民本价值来解读和解释以英、美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故事。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在坚持儒家政治理想及民本政治价值的同时，还表现出了经验主义的实用理性特征，试图“洋为中用”，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重要命题。当“夷之长技”的范围逐步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时候，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就开始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进行了思想史意义的接触、沟通、濡染以及相互改造。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民本观念与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相互濡染与改造中，传统民本观念具有形态上的完整性，而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则在传播过程中被过滤成了碎片。整体性民本观念不仅在思想的逻辑性上表现出了相对于碎片化的民主思想的明显优势，而且在濡染与改造的过程中也常常居于主动与主导的位置；民主思想的碎片则被镶嵌在民本话语体系的构图中，或者被赋予了民本的观念内涵，或者被吸附入民本政治话语的体系中。当思想构图中的民主概念日益丰富起来以后，思想体系即在概念外观上越来越接近现代民主思想，这是西方现代民主思想对传统民本观念在形式上的濡染与改造；而每个概念的内涵则已经被传统民本观念的整体性逻辑进行了濡染与改造，这是传统民本观念对现代民主思想在内容上的濡染与改造。两者相互濡染与改造的结果，就是民主概念的外观下掩藏了较为完整的民本观念推理。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在思想内容上实现对传统民本的实质性超越，以达致现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成熟。 一、整体对碎片：传统民本相对于民主的话语优势 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深入分析了19世纪中叶中西双方的两极相逢，并较为形象地描述了两者的时代落差。“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落差，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在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等著作”。中国人从世界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寄托了他们救世匡时的苦心，并表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④。“中国古代虽无民主制度，却有丰富的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它们不是近代意义的民主思想，但与近代民主思想不无灵犀相通之处”。尽管如此，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却并“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以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思想进行有意的爬梳，乃是西方民主思想广为流传以后的事，如维新派翻印《明夷待访录》是1895年，刘光汉《中国民约精义》是1903年，名曰‘中国民约’，显为西方民约的印证”⑤。实际上，学者追溯中国所谓民主思想的行为发生在民主含义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之后，此时所谓民主已然与儒家最经典的说法相去甚远，在含义及指称上它已经变得“不中不西”、“亦中亦西”。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主话语的形态已经差不多接近了较为完备的形态，民权、人民主权、共和国、君主立宪等新式政治词汇，已经在极大地冲撞着传统的纲常伦理和君主专制政治，但仔细分析梁启超、陈天华、刘光汉、邹容等的著作及典型言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将现代民主和传统民本混同起来的思想状态。这既表现为他们都坚持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价值观与国民主权的国家观，又表现为他们都将传统的反专制主义思想误以为现代民主思想。传统民本的反专制主义思想在与现代民主人民本位思想相衔接的过程中得到了丰富，而现代民主的人民本位思想虽然在民本视角下进行了内容上的逻辑剪裁，但毕竟借助于民本主义的反专制在概念版图中找到了立足点。民主思想在鸦片战争后的历程，恰好印证了前述陈旭麓教授关于中国近代民主思想起源的有关论述，更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重要结论⑥。 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思维及推理方式，在传统政治价值的一系列论述中，民本观念不仅具有本源性与统摄性，而且还具有时代及阶层等层面的普遍性。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接触中，民本观念已经与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理想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士大夫精英阶层，更是将传统民本观念与圣人治世的三代政治理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虽然说政治批判的经验理性已经抬头，经世济用的学风也逐渐流行，但政治工具理性的改善诉求却仍然局限在儒家的经学、史学传统中，不仅“药方只贩古时丹”，而且士大夫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及政治价值的找寻也仍然汲汲于民本主义的三代圣王。“林则徐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一方面看到西方技术、枪炮、轮船等器物文化；另一方面，他又看到西方道德观念、风土人情、习惯、行为方式、审美观念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迥然不同”，他“取其前者，弃其后者”，“维护中国的伦常道德，对西方的道德观念加以拒绝”，“从林则徐身上，可以看到经世思想逐步向洋务思想演变的轨迹”，林则徐“仍然是经世思想占主导，洋务思想只在他的思想上占很小的一角”⑦。魏源《海国图志》收集整理了关于西方国家政教、风俗、地理及物产方面的诸多资料，难能可贵的是他注意到了英国、美国、法国等的议会与国会，但并未深以为然，而只是在被认为比较合乎传统儒家统治原则的情况下才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对儒家民本观念和西方民主观念进行了有效嫁接的人是鸦片战争中的主和派徐继畲。徐继畲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欧美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制度，介绍了议会政治的形式、职能及其议事程序，站在儒家民本主义的角度，热情地歌颂了欧美的民主制度，并要求中国学习和仿效其中的某些地方。徐继畲站在儒家民本立场上，强调西方民主政治的优点合乎三代遗意，实现了“公天下”，并因此而高度评价了美国民选总统乔治·华盛顿，将他比作实现了“公天下”的民主，这里所谓“民主”不是现代意义的人民当家作主，而是传统儒家典籍中三代圣王一类的“民主”⑧，即用传统儒学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阐释西方民主政治的选举及总统职位，将民选总统比附为三代的“天下为公”。一方面，西方民主政治的选举及总统职位从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价值观及政治理想中获得了来自民本观念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儒家对“天下为公”的解读则被民选的西方政治故事所补充，从三代禅让制到民主选举，体现了“天下为公”的民本政治价值，“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等，都为西方民主政治立足中国理论界提供了必要的价值支撑及话语合法性支持。现代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经验表明，西方民主政治的相关概念，只有在获得传统儒学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所提供的合法认可后才能立足中国，而这种合法认可，又是在西方民主政治的相关概念被进行了儒家化的解释与改造后才有可能获得。徐继畲站在完整坚硬的儒家政治价值及政治理想上，对美国民主政治制度及华盛顿总统的儒家化盛赞，为西方民主概念进入中国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不过，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将西方民主进行了儒家化装扮，但还是受到了来自更为顽固的儒家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强力反击。毕竟，在徐继畲的年代，顽固地保守儒家的政治价值与理想还是一个时代的主潮流，强行挤压出的一个榫接点必然要承受难以承受之重。郭嵩焘是首位出国任职的外交使节，他运用儒家的政治价值及政治理想衡量西方民主，得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他不仅站在传统儒家民本观念的立场上，主动与民主进行了涵义沟通，而且在对民主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也做好了学习和仿效的准备。但他在政治及理论上遭遇的强烈挫折又一次证明了“民主”概念进入中国，绕不开传统民本观念的强力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