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3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7）03—0017—04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实际上在两个较少接触的学科领域中前行：一个是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传统党史和党建学科，一个是较多带有西方色彩，实际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的政治学学科。前一个领域是对政党政治学研究较多、成果也较丰富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中几乎所有分析的理论工具都囿于一定范围内，使用的是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基本上无法和西方政治学界进行正常的、规范的对话和交流。后一个领域，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经过恢复、补课和重建，作为一门独立的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体系的学科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作为这门学科的子学科政党政治学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这两个领域内学者的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的发展。 一、时代诉求与经验积累：建立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是科学地研究我国政党政治实践，提高政党执政能力和参政能力的需要。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而中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必须面对这些变化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如何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增强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监督水平，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政党发展和政党研究也为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变幻，尤其是顶住了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的巨大国际压力，内求发展，外求和平，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自身的改革，提出自己新的执政理念，扩大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进步也为中国甚至世界政党政治学者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对象。几十年来，中国的政党政治研究已经形成了以高校、科研院所、党校、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政策研究机构等为基地的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学术研究梯队。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取得了在政党基本理论、执政党、参政党等方面的较大研究成就，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起到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奠定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其次，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是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需要。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以一个政治学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民主、法治与政党作为政治文明构成的基本要素 [1] 。1998 年之后，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E.E.Schattshneider）在其代表作《政党政府》中曾言：“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起了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主要作用。政党创造了民主，倘若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2] 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国之后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目标之一，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过一些曲折，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民主的价值真谛作为行事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更是把民主、法治和党的领导作为不可或缺的三个因素，政党与民主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明晰。在民主视阈下研究政党政治，在政党领导下推进民主进程，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最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是进行国际对话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国的政党政治学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影响，存在着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乃至论证逻辑等各方面同西方政治学界的较大差异。就是在国内，中国的党史、党建学科同政治学科也使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这种差异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政党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与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政党政治学界的种种隔阂。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东西方的执政党在政党自身的组织、价值追求、执政方式，与国家、社会、政府、其他政党的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而只有深刻地理解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准确地把握西方政党政治真实运转的实践，才能够在普遍与特殊相统一指导下，分析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借鉴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充分认识中国特色。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对于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研究，对于西方政党政治基本理论，中国的学界日益重视采用科学方法不再采取简单的贴标签式的方式与方法进行处理，追踪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沿动态，借鉴各国政党执政经验，引介、分析西方政党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些西方政党政治学的经典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3]。 这些都为我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政党政治学的概念界定与学科框架 对于政党政治的概念界定，是中国政党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础。与政党政治相关的概念是政党制度；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实际上是在“政党与政党制度”的框架内来探讨政党政治问题的[4]。 虽然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重合性，但是二者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的。政治的核心是政权，政治的运作表现为公共权威，政治还是科学、是艺术等等。而“制度”的基本含义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秩序办事的规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的等方面的体系。相对于行为主体来说，制度具有规范行为的职能；相对于制度所揭示的对象来说，制度是表象，是特征，是其本质的外化。因此，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在科学内涵、外延范围、活动层次、核心内容、功能实现等方面都有重大差异。与政党制度相比，政党政治侧重于政党基本理论内容的阐释，所要回答的是政党政治诸原理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基本内容及其本质等问题，所要解决的是“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政党制度侧重于政党本质及其履行政治职能的内容的揭示，所要回答的是政党政治诸原理的实现途径、方式、方法等问题，解决的是“怎么做”的问题[5]。就范围层次而言，前者是属概念，后者是种概念。所以，政党政治实际上是涵盖“政党与政党制度”，并更具有学科规范性的一个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