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79(2011)02-0036-04 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在西方文学系出现的组合名词，它一方面可以指代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言人罗蒂对文学理论做出的成果，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一批主要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和视角进行文学理论和诗学研究的理论家。①新实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反对对于传统概念的“本质”、“本体”等的无止境地追求。并且在哲学领域之外，创造了一个“大写文学”的形象，将很多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放在文学描述和文学想象的基础上，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理论对文学本质的判断。新实用主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在“后现代”语境中观察文学的新的视角，同时提供一种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重新界定文学、语言、心灵等概念的独特的批评理论。因此，如果给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下一个宽泛的定义，它应该是指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在新实用主义关于真理、语言、偶然性等概念的指导下，重新思考文学本质、文学价值和文本意义的解读等问题时所产生的理论。 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思潮有着一定的联系和相似性，20世纪后半期新实用主义的复兴也几乎与“后现代理论”的繁荣处于同一时间段，两者都处于相同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之中，都具有反传统和“反基础主义”的面貌。相对于“后现代”思潮所构建的“破碎化”的哲学形象，新实用主义更倾向于一种整体化的思路，将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并列作为“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因此，相对于“后现代”的批评机制的解构主义的方法，新实用主义更多地借助了“语言学转向”的理论，将“语言”和意义的生成等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罗蒂作为新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其本人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分析哲学到新实用主义的转型过程。早期罗蒂的哲学研究开始于分析哲学的传统领域，但是在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脱离了分析哲学的阵营，转移到“新实用主义”的领地。后期的罗蒂从哲学系转到了比较文学系，开始反思“后现代”所带来的无政府主义，力主一种“建构式”的充满希望的哲学文化。在这两个过程中，“语言”这一因素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语言学转向”所引发的对“语境”的关注和对语言地位的重新思考，对罗蒂的理论论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蒂本人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和文学热情，因此经常将经典作家的作品作为哲学论证的依据，并将文学和哲学统一于“文本”之中，从强调“科学性”的分析哲学逐步走向强调“偶然性”与“文学性”的文化批评理论。 具体说来，“语言学转向”促使罗蒂开始逐渐质疑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并且逐渐脱离分析哲学，建立新的“真理观”和“语言观”。罗蒂从分析哲学向实用主义哲学的转换，逐步挑战“元哲学”的过程，既是为了解决分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也顺应了当时的“语言学转向”的背景。“‘语言转向’，按英国语言哲学家达梅特的‘经典表述’，是继笛卡尔完成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即主体论)转折后的第二次转折：由弗雷格开始，维特根斯坦完成，‘把逻辑或语言放到了哲学层次系统中的基础地位’。在他们之后，哲学家们不再为知识的权利辩护，而是探究表达知识的语句的意义。”[1]这一转向波及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并且进一步影响到罗蒂的理论转型中的“相对主义”和消解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 罗蒂最初是作为一名分析哲学家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发表了诸如《经验主义、扩展主义和还原主义》(Empiricism，Extensionalism，and Reductionism)[2]、《难以矫正性——作为意识的标志》(Incorrigibility as the Mark of the Mental)[3]、《转释和真理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nd of Truth)[4]等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明显都围绕着分析哲学的核心概念，带有明显的分析哲学色彩。但实际上，罗蒂最初的分析哲学的研究，已经显现了不同于以往分析哲学的端倪。作为一名“新派”的分析哲学家，在论述意识的“不可矫正性”中，罗蒂认为我们自己内在的意见是无法被他人所更正或者践踏(override)的，并且他提出，我们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才将意识和物质相区别，并非真正应当如此。不可划分性和“偶然性”，在罗蒂的理论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此，以意识和物质之间联系的偶然性为契机，以“语言”的偶然性为基础，罗蒂逐渐开始了从分析哲学向新实用主义的转变。 1967年，罗蒂发表了他主编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一书，罗蒂的这部书主要目的在于总结语言哲学家们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对哲学和哲学方法论所持有的观点，以及在传统哲学诸多难题被放在语言层面重新审视之后，探索哲学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当时的分析哲学界还是比较赞同罗蒂为这部书所写的长序——《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难》，认为这篇序言的立场与方法仍然属于分析哲学范畴内的自我反思。这篇序言从元哲学的角度，试图解决分析哲学发展中所遇到困境。罗蒂在这篇序言中指出，哲学作为一种历史性特殊的语言游戏，在苏格拉底之后一直到20世纪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有用性，这之后的“语言学转向”正是反映了哲学的自我批评意识。这篇序言便是延续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丁的传统，从分析哲学的层面重新定义哲学的任务。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这篇文章与此前的论文一道奠定了他作为颇有影响的分析哲学家的稳固地位，……已经显露出他在元哲学层次上对分析哲学进行分析和批评的独特视角与风格，构成了其认识论批判和后哲学文化观的出发点。”[5]具有反讽意味的是，1978年，罗蒂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副主席。而当时的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正是分析哲学的重镇。但是一年之后，也就是1979年，《哲学和自然之镜》这部耗费了罗蒂十年努力的著作问世，这部书引起了分析哲学家的强烈不满。在这部书中，罗蒂像是分析哲学阵营内部的“犹大”，从分析哲学的阵营内部，挑战作为分析哲学基础的分析与综合、概念与经验、语言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在这之后，罗蒂正式放弃分析哲学方向的努力，走向一种“新实用主义”和“后哲学”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