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和卢卡奇一样，阿尔都塞主要精力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上；与卢卡奇不同的是，阿尔都塞“只是个哲学家”，①除了三篇直接论述艺术的论文②之外，几乎没有在这个领域内充分地展开，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的“新异的”阐释工作使得“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这个经典的文学问题获得了一个有可能被重新界定的基础，并且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评几乎都是在阿尔都塞划定的问题性当中展开的。 一、阿尔都塞的基本命题 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总体”和社会“结构总体”对立起来，并认为对“社会总体”的“科学认识”只能在发现“意识形态”“脱节”的症状之中形成。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使得“意识形态”成了批判的焦点，“意识形态批评”也成为了文学理论科学性的总主题。因而，在阿尔都塞的理论当中，“意识形态”概念处于其理论的核心之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做了哪些方面的发挥呢？ 首先，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中，“意识形态”是一种超结构的“体系”——“意识形态活动依附于一整套宗教的、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哲学的表象或信仰，以自发的或非自发的，自觉的或无意识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表象涉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与社会；涉及人们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社会、社会秩序、他人和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包括经济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③因而，阿尔都塞是将意识形态分别放在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方面去考察，把“意识形态”描述为一整套结构松散的表象体系。似乎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层面，虽然“归根到底”被经济基础决定，但是其功能却是以扩散性和流动性渗透于其他实践层面，以歪曲的方式表现或掩盖社会真实矛盾，起到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其次，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中，“意识形态”是一种总体性的结构。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物质实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倒置的反映。阿尔都塞深化了这一论点，认为这种“倒置”的反映有其物质基础，是通过一系列物质组织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意识形态具有其物质性。他强调指出，人类主体的理念仅存在于他的行为之中；这些行为依次进入实践；这些实践“在意识形态的物质实在”中，如在教堂、学校或政治团体中，“受到物质仪式的支配”。④这种支配实践的意识形态物质仪式和组织，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阿尔都塞这里，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比强调客体更为重要，甚至使意识形态的物质性颠倒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的社会决定因素问题的探讨。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这意味着，人的意识可以解释为人们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或团体在这些关系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的产物。阿尔都塞把这种决定因素颠倒了过来。他坚持认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并不是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产生的，而是“意识形态物质组织”对人们发生作用的结果。意识形态不是由阶级地位决定的意识的纯粹反映，而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生产形式，生产出人类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为补充“生产力的再生产”和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而发挥作用。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再生产并不单单是生产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而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至少又包括下面两个必要条件，“1、生产力再生产；2、生产关系再生产”。⑥就“生产力再生产”而言，仅仅保障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劳动力的衣食住行）并不足以进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有效的劳动力必须是合格的，必须拥有劳动技能，像学校和技术培训组织这样的意识形态物质机构，在传授给就学者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技能的同时，还使他们变得有“教养”，或学会服从“规范”，根据他们可能承担的“地位”的不同，将他们生产为合格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并因而也生产出这些就学者（被规训者）对既有生产关系的认同、默许、服从。其实，这里的“生产力再生产”也包含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容。全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履行的任务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学校、家庭、宗教组织、文学艺术通过制造“服从”的“主体”，维持既有生产关系再生产。 再次，在阿尔都塞的理论思考中，意识形态具有“主体建构”功能。一切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的范畴起作用，通过一系列仪式和日常组织方式，通过“质询”、“传唤”(interpellation)而使个体成为具体主体。⑦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偏重于“意识形态生产”的“客观”方面和“物质性”方面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方面，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心理的“被建构”特征。阿尔都塞更多地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引入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个体成为“具体主体”的过程，类似于拉康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向“象征界”的认同过程：个体要成为自我必须进入社会，把社会当作承认自己的对象，并经过投射和反射成为具体主体，既而主体同社会主体相互认同识别，具体主体间相互识别，主体确认自我认识，具体主体从而被“编入”社会秩序当中。这是一整套复杂的心理的认识、认同或误认过程。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就是“个体”通过“别人的”、“他者的”，也就是“社会”的“眼光”看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因而意识形态总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⑧ 最终，要认识“意识形态”总体的运作，必须依靠“症状阅读”的批判（批评）方法。“意识形态”理论和“症状阅读”方法是一个整体，没有“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症状阅读”也无从谈起，“症状阅读”也只有针对通过多层次“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真相”的文本才有效。这个理论整体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的“生长点”，阿尔都塞用“结构的因果性”和“知识（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使对马克思的理解更换了理论场地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次“发展”的契机，不再用与批判对象共享的意识形态来进行批判（类似于“批判的批判”），而是开始了对现代性意识形态本身的外部批判工作，即“症状阅读”（类似于马克思“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正是阿尔都塞为“新”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要旨。阿尔都塞使意识形态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人靠意识形态生活，靠意识形态化了的知识或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去从事认识，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意识形态为人提供了唯一的“现实”，但由于这意识形态的“症状性”——它的各种形式总是“移置”着生产实践、政治实践和理论（知识）实践所构成的社会整体中的矛盾——它的形式在“勾销”问题性的同时以其形式内部的固有“错位”(décalages)暴露出它自己的“本性”。从过度决定的理论出发，无论是政治文本，哲学文本还是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所有物质性的表达方式都受到外部现实的限制：在“最终”意义上的经济生产由于其“非主体的”社会凝结作用（同时也是限制作用）在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中“曲折地”再生产自身的再生产条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转向了“批判”，这是一种新批判（“无尽的批判”）：为占统治地位的、作为“政治无意识”存在的意识形态确立其界限，揭示它的“问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