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071（2011）02－0100－06 中国现代诗学是在参照域外文化的间架而发动和生成的，其中伴随着对自体文化的执著认同及一种自我救赎的悲剧感。概括地看，在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呈现出“静流趋动流”和“动流趋静流”的双流运动，以及“中国世界化”和“世界中国化”的双向进展。在这种双流运动和双向进展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同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一样表现出一种“矛盾情态”，具体呈现为“全盘西化”和“以西释中”的二极性。 从怀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而寻求他者的文化认同，到面临紧迫的全球化景象而寻求自体的文化精神，这其中横亘着一个长时段的历史间距，中国的现代之旅经过了为承认而斗争、为超越而努力以及为和谐正义而奉献的三个驿站。在两极摇摆、三段进程的中国现代文化历史中，诗学（含文艺美学、比较诗学、文化诗学等）已经超越了学科含义而获得了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通观诗学的现代意识的生成，以及现代语境中文学理论的建构活动，中国现代诗学了开启一系列的理论建构方法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主体所采纳的一种协调中西文化要素及理论内部构件的一整套方式与法则。在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形成的方法论包括以西释中、移花接木、镜像互观、摹西制中、西体中用和以中化西，而收获了悲剧诗学、意象诗学、节奏诗学、人格诗学、情本体诗学以及兴辞诗学。方法论蕴涵着学术伦理，体现出建构意识，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有着隐秘的关联，支配着对西方文化的取舍立场。 一、“以西释中”——悲剧诗学的生成 “以西释中”，是指以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所提供的概念及工具对中国古典诗学文化进行阐释与论证。运用这种方法的典范是现代诗学的开创者王国维，他运用叔本华的悲观意志论和尼采的“血书”观念分辨建构了悲剧诗学与境界诗学。一方面，悲剧诗学的要义是将一种不可征服的必然及其所导致的极度悲情追溯到人的原始欲望。“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这是指那种不可征服的必然。他从《红楼梦》中，读出“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读出“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可加诸人”[1](P11>，人人不得不“躬身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1](P12>。如此巨大的悲情却源自生命的本源欲望：“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望而已！而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之正义也”[1](P9>。另一方面，境界诗学化用德国古典哲学和英美经验心理学而激活了中国古典的境界概念，而让境界所蕴涵的古典文化精神的余韵在现代世界普遍散播。 如果从“赤子”这个象征来看待王国维境界诗学“自然”范畴，那就可能探索出另外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在《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之中，“自然”成为“境界”的本质规定之一，但这个“自然”同古典道家的“道法自然”之“自然”的含义，以及“清水出芙蓉”所象征的“自然”之含义显然有别。当王国维说“以自然之眼观物”时，他心中想到的是以“赤子”之眼观物。而“赤子”眼里的自然就是王国维渴望的“最崭新、最活泼、最合自然之新文化”，而这种文化与其说是自然主义的，不如说是“新自然主义的”，或者“野蛮主义的”。但这种新自然主义或者野蛮主义的文化构想直接来源于尼采，而不是席勒或者卢梭。尼采反对卢梭，认为必须“除此非常迷误而返诸自然，乃可以达于最高尚、最自由、最有效之自然状态”[2]，尼采要求人类逆一切开化状态，描摹“人类之新性状”，弘扬“自然之价值”。而王国维和尼采心目中的自然之价值当在于“强健，快活，少壮”，当在于狄奥尼修斯之欢歌醉舞，当在于查拉图斯特拉所教导的那样，“回到人生与躯体，使其为土地开意义，人类的意义”。最后，王国维的“自然”概念还可能是尼采的“酒神境界”与“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的儒家境界会通，而这将预示着个体与永恒同在、生命与宇宙同流的审美世界主义将烛照中国现代诗学精神的生成。 二、“移花接木”——意象诗学的生成 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将西方学理比作花，而把中国古典比作木，花开艳丽而古木衰朽，朱光潜怀着一种对自体文化的焦虑感，将西方学理之花嫁接于中国古典诗论的木本上，而建构了以“情趣与意象”合一为核心、以天人合一为理想境界的诗学。朱光潜所采之花，有浪漫主义诗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尼采的悲剧美学、克罗齐的直觉美学以及英美经验主义美学。“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而这个融合是一场艺术征服的痛苦冒险。朱光潜引用叔本华、尼采和华兹华斯分别描述生命的苦痛、意境的冲突以及最终的和谐。叔本华说意志主宰着宇宙人生，宇宙人生痛苦而无从解脱，唯有通过审美的幻觉来寻求自我救赎。尼采用酒神来隐喻生命的活力、狂热和苦痛，用日神而隐喻精神的超然、静观和静穆，两境互相渗透就是生命与精神的合一，就是悲剧的美感，也就是诗学的“情趣与意象”合一，哲学上的天人相调。朱光潜特别地表现了一个儒家传人的“淑世情怀”，他坚信虽然人生世相充满缺陷、灾祸和罪孽，却不妨碍人们以艺术的姿态体验世界，在苦痛之中体验到美感，在罪恶之中瞩望救赎。他把意象诗学的审美境界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沉静中回味的情感”等同起来，从而把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尼采的悲剧美学之中所蕴涵的生命精神儒化了[3](P62—63>。表面上朱光潜是用浪漫主义诗人柔化了悲观哲学和悲剧美学，但在深层则显然是以中国古典的儒家审美理想“易容”了西方学理，将叔本华、尼采儒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