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已越来越具声势，各种各样的“文化”变成当今学术的关键词出现在各种著作的封面上，不仅充满对现实世界的眩惑的展示，同样也显示出强烈的批判和变革的激情。这种激情一方面与人所共知的对经济决定论的怀疑和批判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文化在变革中具有的重要作用紧密相关。西方“后”思潮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十分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随着文化媒介形式多样化和大众化，媒介本身在文化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凸显出来。凯尔纳甚至认为，媒介已经“代替了家庭、学校和教堂作为趣味、价值和思维的仲裁者的地位”①。那么，在媒介文化这个“新的权力核心”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力量张力？它究竟是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秩序还是推进了这种秩序的改变？如果是反抗性的力量，其反抗是消极的抵制还是积极的替代？这些问题，实际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媒介问题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媒介文化研究在整体上对媒介文化的变革就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并且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有了更加深广的视野。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文化以及女性主义的媒介文化批判等，成为新的领域而受到关注。 与此相反，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一直较为关注大众文化的反抗性质和民主色彩。例如威廉斯就在他的电视研究中认为，电视能够为民主的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发挥积极作用，并为后来的“积极的受众”观念打下基础②。后继者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把受众的电视接受行为看成是电视意义的主动“解码”过程，体现了电视受众对于统治意识形态的抵制③。随着媒介研究领域的扩大尤其是受众研究的出现，以及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传统得到进一步展现，费斯克的看法较为突出，他从符号经济的角度认为，媒介的被支配群体能够“从主导文化那里取得有意义的表意行为和产品，利用这些产品达到不同的社会目标，并让他们以牙还牙，剥离其霸权力量”④。而威廉·J.米切尔在《比特之城》中则认为，互联网可以“大规模地支持实时的（或至少是非常快的）直接民主行为”⑤。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在其著名的《数字化生存》中甚至认为，数字媒介不止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而是可以直接导致现实变革，“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 一 初看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因为媒介时代的到来而具有了更广阔的操作途径，前景似乎是乐观的，因为世界的改变可以有更艺术化和更温和的形式。不过，通过总结分析我们会注意到，对媒介反抗的乐观并不是因为媒介提供了某些特殊的、更具有变革性力量的方式，而是主要集中在媒介受众因媒介的大众化而产生的“主动能力”，即一种对于媒介文化产品的主动的“符号斗争”上面。那么，人们是如何通过“符号”进行“斗争”的？ 在“符号斗争”论中，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反对过去的研究所认为的电视意义是直接传递的潜在假设，而把受众的电视接受行为看成是电视意义的主动“解码”过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潜在“接受者”在这里变成了“意义生产者”，因此观众实际上掌握着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主动权。霍尔进而指出，在三种解码模式中，除了顺应性质的“支配”解码方式外，还存在与电视编码相“协商”和“对立”的解码模式，后两种都体现了电视受众对于统治意识形态的抵制⑥。 费斯克从经济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霍尔类似的观点，在详细分析意义生产问题的同时，大大强化了“符号斗争”的作用，成为媒介乐观主义观念的典型代表。费斯克区别了电视中存在的两种经济模式，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前者不仅包括了演播室对节目的制作和销售，也包括了节目作为生产者对“观众”的生产和广告商对“观众”这一特殊产品的消费。金融经济流通的是金钱，而“文化经济”则主要指观众对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和对这些意义和快感的自我消费，其中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⑦。意义和快感是媒介受众自我生产的结果，他并不受金融经济的困扰，但是受众对“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何以成为一种“斗争”？费斯克首先承认资本主义文化商品中存在的“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商品化的（这类形容词几乎可以无限繁衍）力量”，同时也存在与之相抗衡的力量，这就是“大众的文化需要”： 这些大众的力量将文化商品转变成一种文化资源，还使文化商品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它也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袭击或偷猎文化商品的地盘。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场斗争过程，而这场斗争，发生在社会经验、人的个性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该秩序的文本和商品的意义之上。⑧费斯克所认定的“符号斗争”的核心在于“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也就是大众对文化商品所进行的差异性的意义生产，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通过《新婚游戏》、《查理的天使》等电视剧的例证分析，费斯克具体指出了剧作的价值和意识形态期待与观众解读之间的背离，即观众对文化商品“同质性”的“裂解”。对这个问题，洪美恩从实证的角度为意义生产和受众主动性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在《看〈达拉斯〉：电视剧和情节剧想象》中，她调查分析了《达拉斯》的电视观众，结论是，“大众的美学在本质上是多元的、随机的，文化对象的意义可以因人而异、因地而异”⑨。事实上，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视剧作，在文本阅读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来就存在，其他的媒介产品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霍尔著名的“结合”(articulation)概念可以看成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的理论表述。根据霍尔的解释，“articulation”既具有“连接”的意思，也具有“发出声音”、“表达”的含义，“articulation”因此刚好可以涵括文化消费的特性，即首先文化文本的意义是制造和表达出来的，其次这种意义的表达是同具体的语境相连接的，即根据不同情景而意义具有衍生性或者说生产性。正是与不同情景的“结合”，文化产品的意义不仅被创造出来，而且是被差异化地创造出来。据此，文化产品的那种预期的同一性才被受众“裂解”，由于文化商品附带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规训性质，这种裂解变成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