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出现了新的转型：即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出场。反本质主义文艺学遵循知识论的模式，从历史性和地方性的视野出发，按照文学理论问题视域，客观梳理前人关于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模式动摇了以本质探寻和体系建构为中心的传统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生产方式，将文学理论的知识空间扩展到对经验的、历史的和地方的文学理论叙事中去，从而摆脱文学理论元话语的思辨性和总体性。但从文学理论知识域表现形态来看，本质主义的文艺学有自己存在的合理价值。它确立了文学的领地从而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它为文学立法从而树立了文学的合法性地位。但是由于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将本质问题固定化，单一化，没有能够将文艺的本体与人的存在问题结合起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艺的本性，导致了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批驳；以反本质主义为旗号的文学理论在知识书写模式上仅仅是从知识论的反本质主义出发，没有能够认识到存在论反本质主义对文学理论建构的意义，因而在客观上并没有达到自己所确立的目标，相反陷入了和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所设定的双重漩涡。因而重建文学理论的知识空间在当前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一 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困境与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出场 当前文学理论界的气氛多少有一些紧张和低沉，有关学科危机、学科反思以及如何走出学科危机的文章频频出现。关于学科反思的研讨会也召开了很多次，但是所给出治疗危机的灵丹妙药似乎都有些失效，不能够根治诗学的病症。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找准文学危机的病源所在。学科危机的病源有多种可能：一是该学科存在的基础的确已经衰微，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意味着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二是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进行总结，清理以前所做的工作，对于不适合本学科发展的旧的东西进行剥离，对于学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要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不轻易否定也不随意盲从；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过去的本质主义文艺学由于脱离文学现实追求宏大话语的学科体系建构从而导致了文学理论的“话语失效”；三是学科内部的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症状，就当前文学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图像对文字的优势所导致的“文学终结论”，如何寻求文学理论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作为文学理论存在基础的文学根本就不会衰亡，只要语言存在文学就不会消失，对于文学来说不是消亡而是发展的问题，对于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来说，不是要远离文学逃离文学，而是对文学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强有力的及时回应。之所以会有文学理论的危机，不是文学死亡了而是文学理论没有对文学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而我们真正担心的文学理论的危机来自于后两种情况，即传统文学理论中许多旧的东西束缚了文艺学的发展，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又不能够进行正本清源的处理，从而使得文学理论在旧的框架内循环或者在所谓新潮理论面前丧失自我，从而导致文学理论“失效”。最严重的是第三种情况，即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该如何面对技术的困扰，从而更好的发展自己。文学理论在电子媒介和图像的围困下如何寻找自身的合法性和学科基础就成为当务之急。事实上文学理论的学科基础与合法性就来自于活生生的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然而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者对这一鲜活的现象不予关注而去寻求哲学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①，从而导致了今天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危机：文学理论不去研究文学现象而去建构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天马行空式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研究界的通病。 针对本质主义的盛行所导致的文艺学的学科危机，一批新锐的文艺理论家另辟蹊径，借鉴西方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艺学中“本质主义”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确立了属于“后现代主义”形态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这种“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价值在于“一方面，它站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立场上对当代中国文艺学‘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和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它还力图借助西方后现代‘知识社会学’方法书写和建造一个‘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知识样态”②，通过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划分，“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建制称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③，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所声称的本质主义是“指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模式。在本体论上确立事物具有永恒的、超历史的本质，在认识论上相信绝对真理，通过主体的认知可以获得超越历史的永恒的普遍有效性的知识”④。落实在文学研究中，由于学科的体制化和建构学科体系的需要，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本质主义倾向严重。针对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封闭、僵化”倾向，陶东风提倡建构一种以“知识社会学”为主导的、面向历史化和民族化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200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便是这种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完整表达和系统呈现。 在《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导言中，陶东风声称：传统的本质主义文艺学的宏大叙事严重阻碍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文艺学无法解释新近出现的一些文艺现象从而导致文艺学的“失效”，因而要解决文艺学领域出现的“失效”危机，就应该重建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反对本质主义文艺学的思维倾向，走文艺学知识“历史化”和“地方化”的道路，建立一个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文艺理论知识体系⑤。为了建立这种“历史化”和“地方化”的文艺学知识体系，该教材所采用的武器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的、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⑥，而基本方法是“福柯所说的事件化方法与布尔迪厄所说的反思性方法”⑦，那么，主编所主张的这种以知识社会学为武器，重建具有“历史性”和“地方性”的反本质主义文艺学知识体系是否在本书中得到落实了呢？ 从全书的编写体例来看，《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分为七个章节，加上导论和附录，其中导论和附录分别是陶东风先前所写的两篇论文⑧。第一章“什么是文学”对应传统文艺学教材中的文学本质问题；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对应传统文艺学教材中的文学创作问题；第三章“文学与世界”则是对第一章“什么是文学”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和阐释，通过对“再现”问题的解析来分析文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属于传统文艺学教材中所谈的文学本质问题；第四章“文学的语言、意义和解释”对应传统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文学作品论”和“文学接受论”，只不过这是在现代“意义”理论的基础上所做的作品论和接受论阐释；第五章“文学的传统与创新”对应传统文艺学教科书中的“文学发展论”，探讨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古今演变问题；第六章“文学与文化、道德及意识形态”，这本来是旧文艺学教科书中所阐述的核心问题，即文学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问题，作者引进了新的西方“文化研究”的视角，对文学作了新的意识形态论的解释；第七章“文学与身份认同”，这是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文学做出的新的理论推进，属于超越传统文艺学教科书的范围。因而，从编写体例来看，《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各个章节的编写模式并没有体现出主编在导论中所确立的写作宗旨：“即打破文艺学教材传统的四大块的通行体例，改为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反复涉及的、或者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大家集中关注的基本问题结构全书的原则”⑨。传统文艺学中所涉及的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在《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中都有专门的章节来加以表述，只是在第七章加上了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文学与身份认同”，因而可以说该教材是传统文艺学教科书和文化研究之间嫁接的产物。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主编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和“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当然这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本身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文学活动作为人类一项特殊的精神活动，有着自己特定的方式和范围，并不是漫无边界的。文学理论作为对文学活动进行理论提炼的学科，由于文学范围的固定，其研究对象在文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也相对稳定从而形成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就包含了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和发展论。因而任何一种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都无法回避对这些问题的归纳和阐释。《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对传统文艺学四大版块的解构并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