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带来社会关系复杂化的必然产物，作为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教育学当然也是如此。19世纪初，赫尔巴特为教育现象的解释找到了心理学的基础，对延用几千年的文学叙事和哲学思辨的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使教育学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20世纪初，杜威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教育实验和哲学探索，提出“教育即成长”、“学校即社会”的全新教育理论体系，使教育学超越了心理学框架，回归到产生它的社会实践、甚至大自然中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及其自然主义教育理论从知识论到教学论都与西方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科学思想传统和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逻辑一致，由此推动了教育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学生、教材和学校，开始关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学生与公民的关系；研究方法则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20世纪以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随着经济全球化，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继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之后发展出第四功能——国际化，推动国际交流与理解，当然也包括研究范式的交流与理解。 然而，我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在19世纪西方教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而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大幅度“跨越式”发展的时代。然而，尽管孔德和马克思都精辟地描述了人类社会必然由封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发展的路径，但不同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是非常不同的，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相同。中国具有几千年积淀的独特的封建体制与传统，正如已有学者指出，其社会文化实际上不能简单地用描述欧洲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这样的术语来描述，因为在小农经济背后有独特的大国政治以及与之相应的超越家庭单位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秩序。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的许多方面，“跨越式”发展意味着告别几千年的传统，而告别传统意味着割断民族文化自然生长的根，嫁接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体系中去，其中的冲突、痛苦和屈辱是不言而喻的。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化的加速发展，教育发展及其研究范式被迫逐渐与社会需求接轨、与国际规范接轨。[1]然而，源自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相应的人文主义传统和教育思想与体制，与我国的传统和现实有着巨大差异，因而不可避免地给教育研究界带来一系列挑战。本文谨从社会责任与国家需求的关系、学术规范与学术传统的关系、学术诚信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目前教育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社会责任与国家需求 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体系里，知识增长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学生的需求、民主社会的需求是和谐一致的，科学家的研究过程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这就是说，“知识”、“学习”、“研究”三者与“社会需求”(人民大众的需求)、“国家需求”(政府需求)相一致。杜威的体系是历史上第一个将知识发展的科学逻辑、探究式学习的心理逻辑以及国家治理的政治学逻辑统一起来的教育学理论。杜威的政治哲学认为，在民主国家里，由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大多数人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国家需求代表了社会需求，国家需求与个人利益之间必然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与此一致，杜威的知识论认为，知识不是先验的，而是不断经受经验检验的东西，所以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经验”(experiencing)的过程，而检验知识的过程是伴随着以民主探讨的组织方式进行的，这无论对于科学家还是学生都是如此。与此一致，杜威的教育哲学认为，教育的任务不是让学生知道或记住一些民主社会有用的知识，为成年后参与民主生活做准备，而是让学校成为一个微型的民主社会，生活于其中的学生通过经历适合于他们自己年龄阶段的民主合作、协商的方式，解决探究知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培养民主精神和能力。“杜威将民主看成是科学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包括它的客观性与目的性的结合、自由与纪律的结合、个人探索与集体验证的结合。”[2]因此，教育过程应该是学生自然“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外界给予的过程。学生们基于已有“经验”，在民主协商的环境中自由探究、构建新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学习内容与学生的经验紧密联系，因而学生学习动机强烈，所以学习自然地发生了，知识自然地增加了，学生自然地“成长”了。应用到高等教育层面，科研与教学融合的理想也顺理成章地实现了；教育为社会服务，社会反过来赞助教育事业也就自然而然了。总之，杜威体系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学生的成长还是科学家的创新，其机理具有一致性，而且，他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方向一致的，教育由此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 不难看出，在杜威的体系里，由于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探索知识的过程存在一致性，教育研究者的爱国情结、社会责任、学术追求比较容易与政府需求方向一致而且相互支持。然而，在后发国家情况很不相同。由于外力使社会转型加速，“跨越式”打乱了自然进化的秩序，一些位于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者的思维定式有意无意地阻碍改革，因此必然导致改革派与保守派各自代表的所谓国家需求之间存在冲突，所以，相应的国家需求与社会需求、学生需求、学术界探索知识的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漂移于封建保守的旧模型与杜威式的新模型之间的交叉状态或过渡状态。我国的旧模型大概可以概括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知识传承方式—学而优则仕的学生需求—官本位的权力结构控制下的政府需求”。在新旧两种体系交错共存的环境中，教育研究者很难找到既符合知识发展的逻辑、国际化的社会需求，又符合政府利益，还符合教育规律的选题，进而很难取得既有学术创新又能够为社会民众服务的研究成果。下面谨以近年来各级各类课题申报指南中一些选题为例加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