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与教学观念智慧生成的思维路径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晓玲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在课程与教学变革的发展新阶段,课程与教学观念的转变应从先行的外源性的知识输入向后继的内源性的智慧生成进展。本文尝试提出课程与教学观念智慧生成的三维致思路径:通过形而上思维来探寻观念本源,通过关系性思维来构建观念秩序,通过行动中思维来洞察观念机理。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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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通俗地说即想法,就其生成方式而言,是知、情、意的结合与交融;就其作用机制而言,又主要表现为思维形式。[1]可见,“知”仅是观念之为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让“知”渗透、融入到情感与意志的肌理中,自觉自然地呈现为动态的思维,观念才可能具有行动的激发与维持能力。

      一、观念转变:从外源知识输入到内源智慧生成

      1.观念知识外源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认识有限与追求超越是人类文化得以绵延创新的深层缘由,变革是具体表现之一。在一种自发自足的文化实践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浑然一体,人的观念亦处于一种自在自为、隐而不显的状态。当文化发展无法自足自安,尤其是自觉落后的状态下,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连续体的断裂,以及观念的外源性输入以及显性化的顺应便是顺理成章、不可避免的。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学习、研究、借鉴西方各种课程与教学思想是我们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实践与改革赖以进行的重要理论来源。21世纪初,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的酝酿期和变革前期,课程与教学观念的变革依然主要处于这样一种外源性的知识输入阶段。众多理论研究者自觉地承担着西方课程与教学观念、思想的传播与解释功能,倡导变革要想有效且彻底,须以观念转变为先导;对于处于自在文化层面的教育实践者来说,观念外源呈双重状态:先外源于异域文化、再外源于专职的理论研究者。长期的观念思想单向传输方式使我们大多教育实践者成为不需要进行深度思考的任务执行者和技能操练者,他们的关注点大多是新观念“是什么”以及“怎样”落实新观念,而甚少思考新观念“何以如此”。

      知识的创生与传播是人类杰出的文化本能,但“知而不解”的认知状态却又始终在造就人类的理解难题。观念“何以如此”与观念“是什么”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前者更关涉“行”,而后者则更注重“知”。在由知向行的转变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一个“信”的问题。深居人心灵最深处的信念,也最容易外化于那种不经意的、自然而然就出现的人的行动之中,它是行动的精神基础。因此“琢磨不透”与“显而易见”成为信念的两种存在特质。当一种外在的、欲控制和改革观念的强势举动出现时,信念会经常玩起“隐身”与“显身”的游戏,似乎无处存在却又无所不在,让人捉摸不定。

      观念要在变革中先行而从潜隐的幕后转到前台,并受到众人的高度关注,其注定要经受着“快、新、异”这时代三原色的渲染。在经历形式上的冲击与兴奋之后,面对着依然在历久弥坚的应试文化钳制下挣扎着生存与筹谋的教育实践,许多人反而更感觉到思想上的贫乏、寂寥与行动上的无助、无力。随着课程与教学变革的推进,外源的观念逐渐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反差”、“背离”、“抵触”、“冲突”、“理想化”、“不适合国情”等声音纷纷出现,对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也有了诸多深刻的因素、对策、知识社会学、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面对外源的观念知识,我们要超越草率追捧与浮躁批判的使用逻辑,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思考:为什么外源的观念思想总能够对我们产生如此大的冲击力?是什么精神文化基因一如既往地滋养着我们的思想创造性?当我们把理解外源观念知识的视角由它们之间的更替转向它们得以诞生的创造力,或许能够借鉴到更有价值的思想元素,激励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生存视阈中提升对课程与教学的感知与理解,逐渐培育出自己的观念自主生成能力。[2]

      2.观念智慧内源的必然性与自觉性

      不论对自觉文化层面还是对自在文化层面来讲,“外源”始终是一种“外援”,“由别人的言论和见解汇集而成的知识就像农夫在休假日支起的树木一样,虽则也有枝条、花儿、果实、花环和花冠,但是不能生长,甚至不能耐久,因为它的装饰不是从它的根儿生长出来的,只是挂在上面的。这样的树木结不出果实,附在上面的枝条会枯萎,会掉落”。[3]因此,释放本土传统课程与教学观念与思想的生命力,发现、培植、提升当代本土课程与教学实践智慧成为当下变革的必然也是实然的选择。

      课程与教学变革在反思与改善的新起点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观念的关注逐渐趋于平和,代之以对行为和技术的重视,这种平和状态应该是观念从“显”归于“隐”而韬光养晦的契机,而且其也体现了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辩证逻辑。观念的转变与行为的转变之间是一种互导互育、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的发展逻辑延续着中国传统的知行观:“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4]“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5]中国文化向来看重行动精神与实践智慧,知观念是为了行观念,而行观念又必然要求观念之知识内化并升华为渲染、点拨、导引行动的智慧。

      但是,对行的关注和研究,未必会必然地生发出具有思想包容性、行为统摄性、经验渗透性的观念智慧。在当前一些关于教学行为改进方面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其中同样有着操作训练和机械外铄的误区,更有研究者认为教师不可能成为一名思想者,与其勉为其难,不如直接告诉他们怎么做。笔者在和一些教师的交流中发现,教师们认为改革刚开始时,面对诸多的课程与教学新观念,就特别需要有人能告诉他们该怎么操作;现在各种各样、越来越细致的课堂观察量表被研制出来,按理说操作性很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但总觉得像行为模具,十分别扭;又好像烹饪,表面上食材调料都放进去了,但滋味却不对。

      人因思而变,没有经过深度思考而表现出来的行为变化,同样也是应景之作、难以持久。我们可以把行为细节的改变作为切入点,但一定要激发他们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和道理,这样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自主循理探索和验证,并从中感受到实证与领悟的精神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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