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以生命哲学为基础的。他认为，生命有个体与社会之分，人们要认识生命，就需要找到一个切入口，以沟通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这个切入口便是教育。个体生命、社会生命与教育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个体生命的生长需要通过教育从社会生命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社会生命的扩大需要通过教育吸收个人生命的交往经验。在梁漱溟看来，“所谓教育是隐然有所指，非只是指知识技能的教育而已，是指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人格说的”①。梁漱溟把“教育”与“生命”联系起来，把教育看做一种使生命意义充盈的活动，整个生命的开发与提升是他的教育观念的真正关注点。梁漱溟的情志教育思想同样立足于其生命哲学观，认为情志教育是对生活的调顺与培养，情志教育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 一、西洋人注重知识教育，中国人注重情志教育 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对教育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教育的差异上，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发现中国教育的问题，从而找到改造之法。梁漱溟对东西教育的比较是以他的文化观为基础的，认为中西教育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文化路径的不同。梁漱溟把文化视为人们生活的样法，文化就是生活的一切。“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② 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分成三大体系：西洋、中国、印度。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一路向，西方的人生态度是逐求型的，努力奋斗，不断地改造物质世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但是，带来了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病，在人际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处处算账，引发了许多人生问题。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二路向，中国的人生态度是郑重型的，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但是，没有带来物质文明，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而这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因素。印度文化处理的是身与心、灵与肉、生与死的关系，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三路向，通过禁欲主义的修炼，使自己从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中解脱出来。 梁漱溟认为，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教育的差异。西洋人的教育偏重在知识一边，如各种自然科学之教；中国人的教育偏重在情志一边，如孝悌之教。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合理的教育是知识与情志不可偏废的整全的教育。对于知识教育与情志教育，梁漱溟有他独特的剖析。 首先是关于知识教育。知识是生活的工具，人类文明的进步有赖于知识的传衍。西洋人的人生路向导致了他们的科学发达，他们视知识为生活的指导。认为自然界的问题需自然科学指导，社会人事问题需社会科学指导，知识传授就成为西洋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端。从苏格拉底到杜威都强调教育要授人以知识。中国人则不然，讲究率性与直觉，不相信科学。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几千年来鲜有知识方面的成就。生活方面，而习惯于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应付。可以说，知识的授给与智慧的启迪，是西洋教育之得，而恰为中国教育之失。 其次是关于情志教育。情志教育是与知识教育根本不同的一种教育。情志是一种本能，但并非不可以教育，而且是很需要教育。本能很容易扰乱失宜，生活很难做到妥帖恰好，这便需要情志教育，这是知识教育不能取代的。梁漱溟说，“我的意思，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③ 教育不但在于智慧的启迪和知识的创造接受，尤其在于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中国的孔子，一生的职志在借礼乐去调理人们的情志，导人以一种合理的生活。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看重道德的教化，而从旁调理情志顺导本能，培养人的身心条理，引致生命活泼。就注重人的生命本身的情志教育来看，正是中国教育之得，而忽视人的人生本身，疏于教化，也恰为西洋教育之失。 从梁漱溟对东西教育的比较中，我们要注意把握其对东西教育的态度。第一，梁漱溟并不像当时许多西化派所认识的那样，认为西方教育重知识就好，中国教育重情意就不好；也不像顽固守旧派那样完全排斥西方教育，而是认为中西教育互有得失，二者应趋于互补才对。鉴于此，我们应取西人之长，补我之短，重建中国教育。“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以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穿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④ 第二，梁漱溟对这两种教育的价值立场与偏好是十分明显的，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而知识只是生活的工具。“求之在人，得之在人，运用之在人”，“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志方面）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则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志教育更是根本的。”⑤ 二者相比，情志教育应居首位，知识教育则居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