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课程日益成为文化复杂体中一个重要因子。作为“以文教化”的材料和过程，课程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决定性影响；同时课程又是文化传承的手段，课程的设计、组织、实施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裁剪、加工、再造文化的过程，从而构成一个文化创新的平台。因此，针对我国课程现状进行文化学分析，不仅有助于厘清课程问题之根本性原因，还可在辨析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重建课程并更生民族文化。 一、文化概念、中西文化交会及我国课程重建 在中国，“文化”一词由“文”、“化”二字组成。“文”是象形字，表示身有花纹袒胸而立的人，本义是纹理，后世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化”是会意字，从“人”从“匕”，《说文解字》曰：“匕，变也，从倒人。”即“化”由一正一倒的两人组成，两人要和谐相处，相顺而不悖，需要迁善、感化，因此本义为教化，后世引申为改易、变化、生成等。[1]“文”、“化”连用，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意为“以文教化”。在西方，“文化”一词源自拉丁语“Cultuia”，意为耕耘、居住、操作等义；中世纪后，其意义引申，涵盖了神明祭祀、道德法律、精神修养诸领域。 最早把“文化”作为专门术语的英国人泰勒，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一书，首先对文化概念进行诠释：“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此后，西方学术界兴起文化研究热潮，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目前已达500多种。[2]我国文化学研究起步较晚，受到鸦片战争的冲击，张之洞、梁启超等人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五四”运动时期，文化讨论热烈一时，但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未免过激和缺乏冷静。“文革”时期，则是对传统文化大围剿。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文化研究逐渐走向学术正轨，1979年以来每10年修订一次的《辞海》对文化进行了界定：“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是目前中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识。 本文借用梁漱溟的文化定义。他作了这样的界定：“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3]他将文化范畴划分为三个方面：(1)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2)社会生活方面，即面对他人的生活方法，包括家庭、朋友、社会、国家、世界等层面相应的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3)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等人类面对自然而求生存的方法。 中国文化现实是近代中西文化交会的结果。它经历了一个带有民族屈辱感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过程，主要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实际上，中西文化的交会早已发生，并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相互渗透”为特征，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微弱地学术交流并相互汲取营养。如“16世纪末，头一批耶稣会士到达中国……欧洲的传教士严格限于宗教任务，不愿被视为有意破坏社会秩序。”而“中国传统中很受重视的一部书，是占卜的《易经》，其中使用二进制，令莱布尼兹惊叹。”[4]第二阶段以“西学东渐”为主，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60年代，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向西方文化学习。当战争作为文化对话的方式时，西方文化终于大获全胜，国人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绝望，并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热潮，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到目前仍未停止。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由外到里不断被毁坏、遗弃，几乎濒临灭绝。第三阶段以“中学西渐”为主，20世纪60年代后，科学文化负作用日益显露，西方社会发起对普遍主义及科学文化的反思和解构运动。实际上，早在1935年德国著名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就大声疾呼：“欧洲科学危机”，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科学文化的致命打击。美国加州大学霍伊教授在为《后现代主义辞典》撰写的序言中写道：“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后现代主义可能被看做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最近的思潮。而从西方的观点看，中国则常常被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来源。”[5]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西文化交流的态势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逆转，即人们已经开始重拾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 可见，“中西文化比较”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尤其是一个中国问题。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诊断——“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6]这种诊断今天仍未改变。摆在国人面前的文化比较、剖析与抉择，仍是迫在眉睫、不可回避的社会发展大问题。 客观地讲，目前中国课程理论基本借鉴于西方；文化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引进，主要引进了西方世俗文化中的科学文化，民主、自由及宗教文化并未移植成功。因此，这里所谈西方文化，不是“隔岸观火”般在讨论别人的“东西”，而是基于中国课程文化重建，思考自身问题及解决方案。文化的探讨，给中国课程重建提供了诸多文化学背景知识。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反思中国课程现状，预期中国课程发展未来路向及其重建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