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0)06-0075-06 一、问题的提出 葛兆光先生在谈到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时，说过一段听起来有些尖刻但却发人深省的话——“翻开叫做‘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接踵排衙而来的，是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累牍地出……而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的照片。”[1](P9) 教育思想是整个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我们认为，葛先生所指出的问题同样存在，并且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例如，王炳照、阎国华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1994年）中，针对以前那种“思想家的博物馆”式的研究方式就强调指出，该巨著要“努力突出以研究教育思想流派、教育思潮为主的特点，力求改变过去教育思想研究中每个历史阶段几个孤立的教育家的写法，教育思想史变成人物排队或传记汇编。”[2](P10)孙培青、李国钧先生所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1995年），同样指出要加强教育思想流派和教育思潮的研究。这说明，中国教育思想史研究大师们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警惕和力图纠正那种用精英教育思想史代替真实的教育思想史的做法了。 然而，问题是，在教育精英们的思想之外，再加上教育思想流派和教育思潮就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历史了吗？ 二、究竟什么是“教育思想” 王炳照和阎国华先生认为，“教育思想是人类对社会和教育认识、概括、论证和思考的结晶，是社会和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教育上升到自觉状态的标志。”[2](P3)这个定义的核心在于，教育思想的产生必须要经过一个“认识、概括、论证和思考”的过程。从这种理解来看，由于程序的严格限制，普通人，包括很多从事教育实际工作的人，似乎应该被排除在教育思想的生产之外。但是，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只是一种误解。在这里，“认识、概括、论证和思考”的主体是人类而不仅是少数的个人，概括、论证也离不开那些无数与教育发生联系的普通人所进行的局部和片段的思考，“结晶”形成之前往往先要经过他们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教育实践检验，而不是在一两个教育思想家那里一次性形成的。相对而言，孙培青和李国钧先生对教育思想的定义更宽泛一些。他们认为，“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条件下，在教育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教育现象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3](P1)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人，只要他与教育实践有联系，他对教育现象与问题进行过思考，总会产生一些认识与看法，这些认识与看法就是他自己的教育思想。 更具体地说，无论何人，只要他思考的问题涉及到以下问题或其中的几种甚至一种，他的认识与看法就属于教育思想的范畴：①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教育？（即教育的作用与地位）②为了什么目的而教育？（即教育的方针与目的）③以什么东西来教育？（即应有几方面的教育内容）④怎样进行教育？（即教育教学方法）⑤教育谁和由谁来教育？（即学生与教师）⑥如何领导和管理教育？（即从微观至宏观的教育管理）[3](P2)。 三、客观存在的三类教育思想 1.教育精英的思想 毫无疑问，教育精英（被我们称为“教育家”或“教育理论家”的人）是最自觉和最系统地对上述问题进行“认识、概括、论证和思考”的人。由于他们往往都留下了有关教育的丰富著述，或者相关言论被门人、史书所追记，因此，他们的思想成了教育思想史研究最方便和首选的对象，也成了研究的重点。结果，当我们翻开各种中国教育思想史著述时，每个时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那几个人那几个家的思想：春秋是孔丘、李聃；战国是儒、墨、道、法；秦代的李斯；汉代的董仲舒……；晚清以龚、魏、林开头，以康、梁、严收尾；然后就进入了离我们最近、因而资料收集也最方便所以群星灿烂的民国时期。不同版本的区别只在于精英数量多几个少几个、研究的程度或深一点或浅一点。但无论哪种版本读过以后，给读者形成的感觉却是一样的：每个时代的教育思想就是那些教育精英的思想，或者至少也应该算是“典型代表”，整个社会的教育实践似乎就是在他们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至于教育思想流派或某一时代的教育思潮，其影响范围自然远远超出教育精英个人，所涉及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数也肯定具有相当的规模。然而，纵观整个中国教育史，无论是教育思想流派还是教育思潮，其形成、发展直至衰落，都与精英们个人的作用息息相关，教育精英始终是其灵魂和核心。比如，清末的女子教育思潮，离开了康梁和严复将无从谈起，正如离开了孔孟和荀子将无所谓儒家教育思想一样。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思潮也不过是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关于民众教育思想的交汇与拓展。所以，从根本上讲，教育思想流派史和教育思潮史并没有跳出教育精英思想史的框架。 2.政府的教育指导思想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历史上的那些教育精英们留在著述中的思想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时整个社会的教育实践？ 其实，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教育基本上属于上层建筑，是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4]，因而对整个社会教育实践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必然是政府权力拥有者的教育思想。各种教育管理和考试制度的确立、法定教育内容的规定等并非空穴来风，它们的背后正是政府权力拥有者个人或集团的教育思想，我们可称之为政府的教育指导思想。比如宋代，是各个统一封建王朝中周边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但由于统治者始终视皇权的保持为第一要务，坚持“偃武修文”、“以文制武”和利用科举制笼络知识分子的文教政策，直接导致了广大士子对强敌环视的现实无动于衷，终日埋首于经籍之中，以金榜题名为荣，以舞刀弄枪为耻。结果我们看到，因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这种文教思想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再多的“王安石”和“事功学派”的出现也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