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0-0209-06 迫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列强对于国家安全的压力，中国政府在20世纪初迅即推行教育改革政策，采纳了与西方模式较为接近的学校体制。然而，改革者的努力成效微乎其微。由于实施大规模的教育改革，社会发展的非稳态现象非常明显。教育改革者希望现代教育能在某种程度上将士人转变成为世俗精英。但是现代教育并没有赐福给现代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转变中，他们只能是无立锥之地。20世纪20至40年代，知识分子未完全就业的问题一直在加剧。现代教育的到来不仅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伴随知识分子精英与权势阶层的分离，知识分子渐渐疏离了中国的主流社会。 空间的疏离 作为一个整体，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传统的社会政治角色，其地理空间上的一致性也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中削弱。在以往的科举中，尽管城市地区确实比乡村地区占有更多的优势，但是，君主政体通过控制学子向上流动的科举配额，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乡村和城市地区间科选的平衡。①不仅一些及第而未获官宦的士人，能够在家乡占据重要的位置和在地方区域及团体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些远离家乡在朝廷做官的士人，在受任命的空隙或荣休之后，也会回乡为绅。不管是为官的士人还是未获官宦的士人都和地方社会保持着紧密的人际联系。然而，现代教育呈现出来的结果则是把那些受教育者特别是那些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毕业生，从中国的乡村地区和小城镇中分离出来。停废科举加强了县级市和城市区域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毕竟，越来越多的学生，一旦他们年轻时从乡村地区出来，进入现代学校学习，他们就不大可能像过去的士人那样再回到他们家乡去领导地方社会。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在他们长期求学期间，通常会断绝与其家乡社会的联系，并且逐渐习惯新的生活方式和一套系统的思想，他们与乡村地区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如费孝通所说，这些差异足以使他们疏离其宗族和家乡。即使一个毕业生回到了他的家乡或乡村，他也未必能够在乡村找到适合他的舒适家园，因为他们在现代学校里习得的知识和习惯，不能使他很好地适应乡村地区的工作类型和生活方式。因而，他可能就留在城市里，寻找适合的工作。②同时，乡村中国亦不能准确领略新教育体系的内涵，乡村中国民众仍秉持读书做官的理念。 或许现代教育与地方社会领袖之间的分离并不像费孝通说得那么彻底。斯蒂·艾乌尔指出，当地精英对现代学校这一制度的正负面评价，取决于学校在地方发挥的影响。③然而，和以往的士人相比，归国留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更不可能回到地方做士绅。萧邦奇指出，浙江省的归国留学生回浙江工作的就很少，更不用说回到他们出生的乡村了。④但是，当我们从基层教育观察，就会发现低层级学校的毕业生仍旧非常可能回到乡村地区工作或是回到家乡充当社区的领袖。根据舒新城所说，一半没有升入高等教育的中学毕业生都在小学做了教员。⑤既然乡村小学往往比中学多，对于一个中学毕业生来说，他在乡村地区就业的机会明显要比大学生多。但是，即使在中学毕业生中，那些来自相对发达地区的毕业生和内地的毕业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舒新城认为，那些来自城市或城市郊县的毕业生趋向于留在城市，在现代化的部门寻找工作，而不是回到家乡。一方面，由于来自城市或城市郊县的毕业生数量的猛增，发达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也就难以确保都能够获到有影响的职位。而来自富裕地区的毕业生又很少愿意回到家乡担任重要的领袖职位。舒新城指出，这样的一些中学毕业生已经不再位于社会的顶层了。⑥但与此同时，在商业、教育和行政体制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更可能被中学毕业生开发利用的职业机会。总之，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就业方面的压力，推动了中学毕业生与家乡的分离。 另一方面，舒新城发现，在通讯交通不发达的内地省份，中学毕业生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只有回到家乡。即使在内地省份，中学通常也是位于生活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省会和县城。一向愤世嫉俗的费孝通指出，即使毕业生聚集在这些省会和县城，他们也无事可做，只能在这些地区游荡，尽管如此，毕业生仍然会聚集在这些地方。⑦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回到家乡，做了地方士绅传统领袖的角色。毕竟，那些能够支持孩子读完中学的家长，是能够具有足够主导权的，这样他们的孩子才有可能回到他们掌控的区府和市镇，从而很自然地掌握其持有的地方权利。萧邦奇指出，浙江省“地方精英教育”实际上是省级和县级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或低级别的学校。⑧舒新城也指出，许多内地的中学毕业生也确实服务于当地的一些团体和自治的政府机构。⑨ 叶文心最近关于浙江省教育和社会流动的研究表明，中学生和师范学校学生的出身与职业路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省师范学校的学生往往来自于浙江省北部内陆核心区以外县城里的家庭，所居职位大致在社会的中等阶层。相比之下，那些省级中学的学生的家庭与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转型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处在位置优越的县城的上层。此外，师范学校的学生目睹了他们家庭财富的衰落，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被那些现代化的精英所超越，这些精英在中学就受益于以上海为核心辐射的经济改革。这两个群体的职业轨道是非常不同的，那些位于城市核心区的中学生继续升学或在城市核心区域追逐有丰厚利益的职业，而师范学生则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县城，通常是去做小学教员。⑩ 大体来说，从民国现代教育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内部存在一个分流过程的观点是成立的。30年前，周锡瑞认为20世纪早期现代化改革的引进将传统士绅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成为城市的精英，引领了省一级层面的改革进程；一部分成为地方的精英，维持了传统士绅对于县和县以下层面事务的掌控。(11)传统士绅实际上是同时沿着两条路线裂变：其一是教育层次和水平的不同；其二是居住地域和空间差异。如果按照受教育阶层所维持的与他们家乡联系的趋向来分，那么，一端是那些来自内地核心区域受过最高等水平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最主要的趋向是脱离其区域性团体，流向商业性或更专门和职业性的领域；另一端是那些来自外围县城或边缘省份的一些人，特别是湖南省的南部和西部地区，(12)他们只接受了中学教育，最主要的流向是回到家乡，或多或少承担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在这两端之间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城市地区的中学和中学以下学校的毕业生，前者倾向于离开家乡到城市，后者则离开城市地区的机会较少，但他们可能从村教员这类岗位慢慢往上攀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