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开始，欧风美雨强劲地吹拂、洗刷中国。但是，在欧美诸国以及传输欧美主流与非主流理念的国家间比较起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前苏联、日本，对于中国现代思想世界与行为方式的影响状况，大为不同。从政治直观的角度看，上个世纪初至今，1949年前是美国对中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1949年后则是前苏联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而1978年之后又是美国因素主导中国发展。但是，这仅仅是政治关系上的观察结果。深入到中国现代观念世界和政治世界的深层次看，没有一个国家对于中国的影响有德国那么广泛、深刻而持久。从政治学研究这个特定的角度分析，中国政治学之为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变进行理论谋划的时候，似乎一直沉迷于德国的观念世界而不能自拔。审查这种影响，我们不得不说，汉语政治学界对于德国政治理念的迷恋，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因为既无法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更无法帮助中国找到现实出路。相反，对中国的健康发展发挥着极大的误导作用。 无处不在的德国：中国之“德国”的预演 在中国的“德国”，所指对象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德国这个具体的国家；二是讲德语的国家集群，包括奥地利、瑞士等国家。在中国的“德国”，以这两种形态同时作用于中国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即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德国之作用于中国的国家形态，一是观念形态的德国，二是政治形态的德国。比较而言，观念形态的德国对中国发挥的作用，即德国各种思想观念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远远大于政治形态的德国对中国发挥的影响，即德国国家实力直接对中国发挥的影响力。 在现代中国，德国可以说无处不在。从时序上看，晚清时期，是为“现代”中国发轫的时期。这个时候，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就令人瞩目。仅从个案上看，当时的著名思想家王国维，就沉浸于德国的思想世界，在“可信的”与“可爱的”之间，寻找着自身的出路。王国维是当时罕见的不为功利所动、单纯着意人生安顿与生命意义的一个人。王国维先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不得其解，半途而废，遂转而研读叔本华，“大好之”。而大好叔本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将康德二元分割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鸿沟弥合了起来，从而给王国维一种知识上与人生意义上的共同满足感。王国维之读康德、叔本华乃至尼采，不是基于纯粹的阅读兴趣，而是身处乱世，亟欲寻找人生意义的答案。将处于现代世界中的人，在知识上的无所适从与人生上的张皇失措，借助德国思想的阅读与理解，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就此体现了德国足以笼罩中国现代精神世界的原因，“余疲于哲学有日也，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之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恼，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而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① 王国维之与德国，大多还是乱世处境中的中国学人希望个体人生获得安顿的意图所使然。当王国维不能在哲学与诗歌之间发现可靠的人生意义支撑，最后选择了自沉昆明湖，写下德国思想影响下的一曲个体人生悲歌。 在王国维之后，德国思想继续以凌厉之势进入中国，不过其情形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德国不再是让人无所适从的哲学与诗学的个体人生之“小我”意义如何安顿的选项，而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我”之命运。蔡元培以德国大学精神改造中国大学的举措，堪称以德国典范改造中国的理性进路，而青年毛泽东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的同情、对“与吾国宋明理学同”的德国伦理学的赞赏，则似乎开启了落后的中国悉心模仿德国的大门。前者作用于日常世界，后者作用于革命决断；前者演练着理性改造国家的正剧，后者预示着德国观念即将主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可见，与王国维感知的观念形态的德国不同，一个政治形态的德国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而且，德国之于中国，可以说在救心与救世两方面，同时发挥着精神导师的作用。 蔡元培留学德国，直接感受了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对于德国大学崛起所发挥的决定性影响。恰好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就此具有依据洪堡理念改造北京大学的宝贵机会。他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成为德国理念在中国传输最为理性的成分。直到今天，北京大学纪念蔡元培，也还以“中国的洪堡”对其褒奖有加。毛泽东对于德国的认知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早期投入革命的时候，毛泽东对德国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德国的民族，为世界上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唯‘高’的民族，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② 毛泽东仰视德国的心情跃然纸上。恰巧当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处境之中，毛泽东被德国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因之对德国的精神观念关注有加。他阅读了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包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受到极大影响。他以一种德国人善于发现万事万物本源即“宇宙真理”的断定，将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通通看作是受到本源制约的“枝节”。为此他要将德国哲学和伦理学向上的精神引入中国，“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包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③ 毛泽东发出这些感叹的时候，还仅仅是想实现个人的伟大抱负而已。但他一经夺取全国政权，那种对于国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特别具有激发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即德国古典哲学，就必然成为国家权力全面而直接支持的国家哲学。蔡元培那种借助德国的自由主义理念理性改造中国(教育)的进路，完全被毛泽东热情万丈地导入中国的德国反自由主义理念所遮蔽。中国的现代精神世界，其实就是德国精神的东方版。当毛泽东正式启动国家权力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国家哲学时，现代德国主要以反抗现代性的观念驱动的哲学观念，便成为唯一能够在封闭中国畅通无阻的哲学形式。德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就由此从王国维一直绵延下来，成为在中国传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国外现代性思潮。这样的处境，即使是中国执掌国家权力的机构秉承的意识形态体系，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前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也都在1960年代以降的一个时期，成为国家抵制和批判的对象。至于美国各种思想，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共产党时期，一向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其处境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