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21)04-0001-11 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实现了“中国崛起”。纵观百年的国家发展，既可以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来生动形容，也可以将其归纳为：一个核心能动者——中国共产党，三重逻辑交织——革命逻辑、现代化逻辑、民族复兴逻辑，形塑三个发展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重逻辑相互交织，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逻辑主导，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成长既显示发展逻辑的叠加，又呈现时间与形态的分殊。三个逻辑所塑造的时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站”“富”“强”的三个特征。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崛起”的研究中，一些国外学者用自主性和协调性进行解释，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完全出人意料的发展图景。①黎安友(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制度和策略调整来提高有效的执政能力。②沈大伟(Shambaugh)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反腐败和严肃党纪；增加党外协商和监督、加强党内民主和党校培训党员干部等方式重建了党组织，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③舒耕德认为，争取民众的信任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之道的重要来源。④有学者根据黎安友的分析视角，对中国党政体制下的干部管理制度、协商制度、意见表达制度、代表制度、问责回应制度、反腐败制度、维稳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展开了精细深入的考察，如Melanie Manion和Rory Truex。⑤这些论述给我们一些启发，但仍然存在政治化民主转型论的预设，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发展道路的“民主范式转型”，需要予以辩证对待。 本文根据历史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资源，考察中国共产党百年治理之道的逻辑。笔者认为，历史政治学是一种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其基本分析策略是以中国政治文明的现代创造为问题意识的根源、以作为政治文明沉淀物的深层结构充当主要的研究对象、以结构的发展与变迁作为形成因果解释的逻辑起点。从历史政治学的解释路径与线性发展的“范式转型”不同，它不认为在现代国家发展中只有一种“新进道路”和一种行为模式。对“中国崛起”，即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研究中，需要突出深层结构的多种逻辑因素，发现具有解释力的“内在图式”，钱穆指出：“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也可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⑥姚中秋认为，“局限于西方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即便西方国家也未必能为其政治衰败找到出路，何况非西方国家……因此，历史政治学决意为政治学带入中国，带入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丰富政治经验，事实的扩展必定可以刺激理论的创发”。⑦ 在对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百年历程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能动者，自然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郭定平指出，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都忽略了政党作为跨越国家与社会的整合性力量的重要作用，更未能对政党作为一种治理主体的地位具有充分的认识，故要“在研究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引人政党中心主义的新视角。政党中心主义坚持认为，政党不仅具有代表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治理功能，可以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主导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政党在国家治理中居于中心地位，发挥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而构建，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⑧陈明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超大国家规模和人均资源贫弱构成国家发展的长期制约。在快速和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中，要维护超大规模的多民族共同体，有效解决问题和应对危机，客观上要求实行集中权力，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⑨而杨光斌提出：“为什么相同性质的政党具有如此不同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党是否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革命政党所以能成功……就是适应性转型面临的首要问题。”⑩在上述学者的表述中，他们都从政党角度来思考和研究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发展的核心力量，它不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而且是中国社会组织的核心。中国现代国家的演化必然涉及党，因此，研究该变化就应当在政党视域下展开讨论。笔者和孔繁斌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发表的《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一文中提出：“我们认为，在对中国……的解读中，任何忽视中国共产党在……角色和作用的做法，都无法真正认识公共政策的中国经验。”(11)时过十多年，这一观点已得到不少学者认同。 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来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旧中国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意识形态，在实现对军队和民众领导的基础上，用革命的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借助党的各级组织网络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而享有在国家事务、经济与文化事务、社会事务中最终决策的地位和权力。它首先表现为革命型政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会出现“革命式”的治理，笔者称之为“革命逻辑”。“革命逻辑”贯穿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历史进程。根据机制特征、功能和作用，革命逻辑主要包含价值性革命逻辑和一元化革命逻辑。 价值性革命逻辑是指，革命型政党通过思想、理论、信仰、观念、教育活动等价值性因素进行治国理政的一种方法。革命型政党需要通过制定党纲来向人民表明其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等，这些要素组成了革命型政党的价值观念体系。为了实现强有力的领导和永续执政，革命型政党还会实施统一全党和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教育活动，这是永续性政党的“最重要的‘软要素’”。(12)它能够为革命型政党的行为提供一种潜移默化的“弥散性支持”(diffuse support)，(13)使人民感到革命型政党拥有成熟和宏大理想的价值观念体系。故价值性逻辑主要包括“教育活动”和“理想信念”两种类型。其所谓“一元化革命逻辑”主要是指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统领一切，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协调党政军民各方面步调夺得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它表现为党对国家的领导，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为：一是党通过管控全部暴力资源(党指挥枪)和绝大部分的人力、组织资源，主导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方向，规定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过程，决定资源配置；二是它是一种情境动员。在国家治理中，对“顺势者”起到加速推动作用，对“逆势者”则起着阻遏的作用。当“革命逻辑”传递到地方时，它很快为地方官员所察觉和识别，进而诱发他们的“政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