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①，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政治判断。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将成为21世纪人类最为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之一，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标志性突破。在此之前，也有一些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跻身于现代社会之列，但它们的发展道路没有超出西方现代化的模板，最多只是西方现代化的一个特定的分支。而中国现代化道路在一些关键方面明显超出了所谓“主流理论”的预设，至少与西方国家所期待的结果大相径庭。这种“意外”对比较政治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催生了理论重构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空间。不管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理论建构的工作，其工作的重心是将中国的现代化经验纳入其中，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 我们讨论的民主问题亦是如此。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知识相比，民主议题因为兼涉经验领域和价值领域而显得更为复杂，如何正确地处置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是一道有待破解的谜题。就学术维度而言，民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任务，不但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梳理工作，更要发挥政治学的想象力(与社会学相比，中国的政治学更需要想象力)，因为新的思考不能从既有的原点出发，也不能依托现成的概念框架——它们奠基和营造于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土壤之中，没有触及和覆盖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就此而言，新理论的构建就要以“破”作为前提，因为只有破，才有可能立。 本文围绕“破”的话题，谈两点看法。因为破中有立，所以采用“超越”的表达，故主题和内容可以归结为“两个超越”。 一、超越民主—威权二分法 (一)民主—威权二分法及其困境 第一个超越是“超越民主—威权二分法”。在比较政治学的知识谱系中，民主与威权二分法已成为一种常识性的政体分类。严格地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分法(排中律)，但在现实生活中它确实被“二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二分法”，以与“逻辑二分法”相区别。所谓“政治二分法”是指，在特定语境的烘托下，二分法的前项被认为拥有道德制高点、运行良好/善治，因而是可欲的；后者则在对立面的意义上得到界定，并辅之以其他参数来“验明正身”。据此，民主与威权二分法被构建为善与恶、优与劣的符号象征。在这样的概念范式下，人们对经验世界的认知被框定在特定维度，被定向于特定目标。例如，根据这一二分法，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体变化(regime change)，一类是体制内变化(change within regime)。前者被界定为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对这一变化的研究被冠名为“民主化研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体制内变化无论其规模和程度多大，只要不涉及政体变化，便依然是威权，它的变化只能在威权概念的框架中加以描述，这便是用“威权韧劲”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变化的知识源出。由于“政治二分法”含有强烈的价值倾向，因此经验维度的“威权韧劲”被认为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期地具有弹性。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威权韧劲”是一种变相的或延期的崩溃论。 不难看出，民主与威权二分法(之前是民主与极权二分法)具有浓厚的对抗性色彩，不只是冷战思维的一种映射。20世纪的冷战虽然成型于二战之后，但在西方知识界早有气候。在丘吉尔所谓的“铁幕”下沉之前，西方学界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争论，以及围绕民主概念的界定而展开的纷争，已经从一个特定角度显示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在旧冷战结束不久、新形式的冷战又可能重启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反思。 从理论上说，支配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知识逻辑可以追溯得很远。大致而言，这一二分法奠基于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之上。历史的进步被视为由低到高的发展，可以区分出不同的阶段。现代化的先行者以其所居的高阶段为标准，在建构自身的同时也建构了自己的对立面，由此生成了文明vs.野蛮、先进VS.落后、现代VS.传统等广为人知的二分法。在政治领域中，民主与威权(极权)二分法便是这一序列对立中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二分法内部的对抗性张力，成为打破静态结构的动力，政治发展被归结为从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历史运动，一如文明战胜野蛮，先进征服落后，现代取代传统。在比较政治学最新的政体分类中，传统的二分法被转化为四分法——封闭式威权、选举威权、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从表面上看，政体的划分有所变化，但实际上划分标准的实质没有被触动。四分法既是政体分类的连续体，也是政治文明(从威权到民主)的发展线。经由一波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威权终将被征服，抵达历史的终点。尤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这一观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显然，戴着民主—威权二分法的眼镜来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可谓缘木求鱼。面对中国这个最大的“例外”，用“威权韧劲”来描述中国也无法弥补主流理论的系统之漏。其他类似的做法或许能满足政治的需要，但离真实的世界则相去甚远。无论是价值维度还是经验领域，二分法及背后所体现的逻辑思维均已呈现严重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政治学必须作出重大的根本性的调整，才能与现实世界相适应，其中对二分法的突破是一把关键的钥匙。 (二)二分法的根基正在被解构 在比较政治学中，民主—威权(极权)二分法在逻辑上的自觉建构主要体现在萨托利的经典概念范式之中。简言之，民主—威权二分法的逻辑假定有四点：(1)存在一个决定性的要素(在自由民主中，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成为决定性要素)；(2)概念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绑定的，缺一不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3)前两者构成了一个可操作的切点(cutting point)，可与对立概念相区分；(4)两者之间边界清晰，不存在任何的模糊地带。用萨托利的话来说，两个概念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排他性)，而不是对比关系(存在他者)。为讨论方便起见，不妨将这种概念的建构方式称为“集装箱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