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比较政治学中的范式演进谱系

       比较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路径演进谱系是从行为主义发展到新制度主义。这一点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但是对于新制度主义在哪些方面实现了对行为主义革命的范式超越，学术界还是莫衷一是，需要对此提出新的研究论断。话语制度主义在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中的兴起，虽然很难再次掀起学术研究的范式革命，但是在很多方面对新制度主义进行了极具建设性的补充和发展，尤其是其背后所体现的整体主义研究视角，更是值得借鉴。我国学术界对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希望对话语制度主义的评述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

       一、行为主义革命为何遭受挑战？

       行为主义为何能够在二战结束之后迅速兴起？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行为主义革命，是一系列内生性和外生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战以前，政治学研究主要围绕着西方的几个强国展开，重点是进行描述性的讨论。二战结束之后，大量新生国家诞生，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为了维持自身世界霸权优势的需要，鼓励区域研究和现代化理论的开展。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以介绍几个大国的宪法和制度结构为主的研究就过时了。这是行为主义革命出现的外生性因素。当分析性的研究取代描述性的研究，如何开展科学的分析就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芝加哥学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引领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浪潮。在认识论上，芝加哥学派主张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借鉴有益的概念和认识框架。社会学中的塔尔柯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人类学中的克莱德·克拉克霍恩(Clyde Kluckhohn)、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科拉·迪布瓦(Cora Dubois)，经济学中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人的研究开始对政治学产生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历史文化主义、价值导向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中大行其道。在方法论上，行为主义革命倡导把定量数据放到研究工作的重要地位，主张研究层次应该放在可以观察的行为上。例如，20世纪50年代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提出：“个人或者群体的行为只有通过直接的观察或者行为数据的推断才能被知晓。”①对定量数据的收集、挖掘和解释，直接推动了定量政治学在美国的兴起。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出现是顺应学科发展的潮流的，那么它为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遭遇制度主义路径的挑战？很多学者把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归结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整体上的学术解释力不足。行为主义革命在发端伊始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支点。第一个理论支点是政治行为能够反映出行为者真实的偏好。第二个理论支点是所有个人的行为偏好组成了集体行动的全部内涵。这两个理论前提在新制度主义者眼中都是有问题的(见表1)，因为他们都依赖于可以观察的行为。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把可以观察的行为作为研究重心是行为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分水岭。②新制度主义是把制度作为研究重心，从而取代了行为主义政治学。

      

       上述判断并不准确，行为主义政治学并非完全被新制度主义所取代，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条路径逐渐演化成了新制度主义。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出现分化，一个路径是强调对普遍性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研究，另一路径则强调对情景性知识(contextualized knowledge)的研究。在第一条路径中，通过对不同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按照行为主义政治学逻辑，很多行为体的偏好是一致的，那么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以及产生的政策后果也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现实恰恰相反。理论上一致的行为偏好，却在不同背景下产生了迥异的行为和政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促使行为主义者反思自身路径的局限，从而引入了制度分析。制度分析并没有抛弃对可观察行为的研究，而是补充和完整了对政治行为的研究。所以，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革命的范式超越，是一种演化模式的断裂式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③，不是割断性的颠覆式均衡。在研究视角上，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对偏好和行为的研究从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转变。

       二、新制度主义：范式革命的终结？

       新制度主义兴起使得一时间好像所有人都变成了制度主义者。④尽管学术界都承认制度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被学者接受。而且，在统一的新制度主义旗帜下，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并不一致。面对这种局面，彼得·豪尔(Peter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Taylor)1996年发表文章系统总结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发展。他们认为：“新制度主义包括三种路径，他们分别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制度主义，并且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发展的。”⑤当然，这不是学术界中对新制度主义唯一的分类方法，但确是最主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