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947(2018)05-0158-13 中国在30多年内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从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较为平稳地转向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同时保持政治上集权的国家。然而，对这种变化背后的逻辑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甚至针锋相对的解释。尽管学者试图对这种制度变迁从整体上予以概括和归纳，但这种有益探索未能进一步深入和持续(杨光斌，2003)。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同领域，学者们往往看到的是不同的制度演变方式和逻辑。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国制度变迁研究者的主要关注领域，这些研究虽然在观点上存有争议，但主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是“非正式的适应性制度变迁”(informal adaptive institutional change)的学者似乎更多(Tsai，2006)。这些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可以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政治或社会政策领域，较为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尚未出现。从国内数量不多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政治社会领域的制度变迁的分析逻辑显然不同于经济领域，他们也并不认同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分析范式和主张(陈天祥，2001；李月军，2009；熊光清，2009；杨光斌，2003)。一些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的制度或政策变迁研究，在分析框架和结论上则明显不同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曾毅、李月军，2013；李月军，2008；张西勇、杨继武，2012；汪大海、唐德龙，2010)。这种相互冲突的解释范式难免让人感到困惑：我们能否找到一个适合解释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主要流派，在制度和政策的变迁分析中占据重要的地位①。历史制度主义以其对革命、大萧条、民主化、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或制度变革的深入、细致、严谨的分析著称，其所构建的宏大理论对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均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近一二十年来，不少历史制度主义者开始关注政治社会稳定期的制度变迁问题。针对欧美发达国家和拉美、非洲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变迁的比较历史分析在比较政治领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近30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那么我们能否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解释这一变迁过程？本文将在介绍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探讨运用该理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适用性问题。 一、基本概念与理论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较为接近，比社会学制度主义对制度的界定要窄。历史制度主义文献中，被广为接受的有关制度的定义是由彼得·霍尔(Peter Hall)给出的：制度是指“在政治和经济各领域形塑个人之间关系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顺从程序和标准化的惯例”(霍尔，2008)。制度“规定社会互动的规则系统。这些规则包括行为规范和社会习俗，以及法定或正式的规则。并非所有的制度都是组织”(霍奇逊、克努森，2013)。制度往往和利益分配相关联，但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寻求认同和社会地位)也是驱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 路径依赖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理论。历史制度主义者强调，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沿着一条道路发展的话，那么扭转的成本将非常高昂。这个转折点一般是偶尔发生的事件造成重大转折点，新制度在该点形成然后自我强化，直至下一次重大转折点的发生。其他选择存在，但初始制度的选择将严重阻碍后续制度的选择。这种现象常常被比喻为树枝和树杈的关系，即大的树干分杈决定了之后生长出来的树枝走向。又如键盘的发展，一开始的键盘布局和设置决定了之后键盘发展的基本格局。由于制度和历史的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因此，初始阶段在权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在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将不断扩大优势，形成一种报酬递增或者正反馈效应。历史制度主义学者皮尔逊提出了反馈效应机制，即在关键节点，利益集团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之时，一些组织所占有的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优势，都很可能会自我强化，从而改变制度，也即，如果占得先机，那么之后的差距将不断扩大。反馈效应有两种机制：一种是功能性的，一旦制度被设定，行为者便会适应并强化这一系统的逻辑。另一种是制度的分配效果，制度并不是中性的合作性机制，而是反映、复制并放大特定政治权力的分配模式。制度安排和政策反馈会积极回应并让一些组织或权力集团获益而同时漠视和边缘化另一些群体(Pierson，1993)。不过，路径依赖更多地解释了制度为什么是稳定的，但没有解释制度为什么会变化。稳定期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停滞和静止，而是发生着缓慢但持续的变迁，路径依赖理论对此则缺乏解释力。 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是历史制度主义的重要概念，它强调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某一关键时刻，这一关键时刻对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西伦和马洪尼认为，区分比较历史分析与其他理论的基本点就在于是否接受关键节点的研究取向和是否分析路径依赖的过程(Thelen & Mahoney，2015)。关键节点理论把制度变迁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冲击(外生性原因)，但是事实上没有受到外部冲击的制度同样在发生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