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兴衰:从盛唐到晚清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裕华,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Frederick S.Danziger副教授。

原文出处:
中国政治学

内容提要:

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国1000年国家发展历史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关注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如何决定着国家力量和国家形式。它建构了三种理想型的精英网络结构,分别是国家精英与不同地方社会团体都有联系的星状型网络,国家精英分别与不同的社会团体有联系的领结型网络,以及社会团体之间彼此联系却与国家精英没有联系的指环型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这一框架解释了从盛唐至晚清的中国国家发展历史。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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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介绍了一项历史研究项目,题为“中国的国家兴衰:从盛唐到晚清”。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一种组织形式。从人类学的很多证据上来看,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都出现了早期国家的痕迹。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国家的出现迄今可能已经有近1万年的历史,它对形塑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国家,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进程当中,其力量、组织形式以及功能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政治学而言,虽然很多理论是围绕国家来进行讨论的,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认识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政治学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又只是基于对欧洲历史的归纳和总结。这些文献中对欧洲的国家建构是这样表述的: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分裂成很多小王国,最多的时候一度达到200多个。虽然查理曼大帝治下的加洛林帝国曾经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总的来说从罗马帝国衰亡一直到中世纪结束,欧洲都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这些小王国的国家能力很弱,无法有效地汲取税负是君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君主为了收税,也为了打仗,就必须得跟地方的精英进行交易。于是君主就封给地方精英一块土地,让其成为一个封建主。在战争的时候,这些受封的封建主要派军队来帮君主打仗,这就是欧洲封建制的起源。

       欧洲的封建制是一种土地和军事的交换制度:每次打仗的时候,君主都要去动员地方的封建主捐钱、捐物、捐人,然后才能去打仗,一开始这种形式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到后来就无法维系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原来的战争成本比较低,比如英国国王领着几百个骑士就能去跟法国打仗了。但是大约自14世纪开始,欧洲的战争开始出现变革,军事技术、战争形式和战争规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火药从中国传入欧洲,步兵应运而生,君主不能再依靠骑士去打仗,得靠几千人、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步兵去打仗,战争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了。因此,原来封建主派人去帮助君主打仗的这种模式就无法持续了。这就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War made the state,and the state made war)①的理论逻辑。当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只有能够统治很大疆域的国家、能有效汲取税收的国家才能发起战争。由此,从16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结束,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战争到国家建构的过程。就这样,欧洲从罗马帝国衰亡到陷入分裂再进入封建时代,经过不停的战争,最终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看起来是一个线性过程,而现在政治学研究中关于国家建构的主流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二 超越欧洲经验,回到中国本身

       但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往往不是线性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们的国家发展轨迹像过山车一样,有“上”也有“下”。当思考中国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国,从秦汉一直到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时期,其国家建构的历史跟欧洲的历史很不一样,在很多时候甚至是相反的。换言之,中国从最开始的大一统帝国到清末民初陷入分裂和军阀割据的状态,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建构历史是一个很不线性的过程,有兴起也有衰落。

       所以我们在思考国家建构的时候,应该避免照搬从欧洲经验抽象出来的理论,应该想一想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能不能够去解释其他国家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非常线性的国家建构过程无法解释欧洲之外的国家建构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新的视角。目前来看,学界很多对拉美、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建构的研究,都是在简单地去验证能不能将基于欧洲历史产生的理论应用到对某个欧洲之外的国家的分析。然而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过程,它有很多的波峰(ups)和波谷(downs),因此我们应该摆脱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提出能够解释国家兴衰的理论。

       我想推进的研究就是,能否从中国经验归纳出一个新的关于国家发展的理论(a China-generated theory of state development)。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我是中国人,更在于我希望对中国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选择中国案例还有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有很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有很多数据。现在“大数据”是学界时髦的词语,其实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具有现代汉字雏形的书写文字,并且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现在,超过了2000年,这跟其他很多国家比起来,确实是体量非常庞大的数据。

       第二,这些数据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有历朝历代编修的国史组成的《二十四史》,有《资治通鉴》,有地方志。此外,每个朝代还有大量的笔记和当事人的记载,这些数据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们今人通过对古文进行一定的学习,就可以去阅读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这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无法做到的。

       第三,以中国为经验归纳出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上很多非欧洲国家历史发展的轨迹。因为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跟非洲、拉美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在很多阶段是很相似的,比如前面提及中国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民国的时候陷入分裂割据的境况。同理,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有很多集权制的王国,但后来就分裂了。拉美的印加帝国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后来也走向了分裂。所以审视中国历史上国家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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