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分析视野下政治秩序的起源、变迁与终结  

——评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月军,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国外理论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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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过大量有关治理、民主化、国际政治经济的论著。近年来,他主要研究人类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演化,相关著作有《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他研究政治秩序起源与变迁计划的第一部著作。

      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中古老而著名的研究传统之一。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学者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新作迭出。因《历史的终结》而声名鹊起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又推出《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在书中,福山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从国家与社会视角、制度变迁视角探讨了世界主要地区政治秩序模式的起源与变迁等重大议题。

      一、历史为什么重要

      诸多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宏大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角度。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优秀的社会学认真对待历史,优秀的政治社会学更加认真对待政治史,如果政治社会学要摆脱目前狭隘的牢笼,就必须直接涉及这样一种观点,即时间和空间会影响政治过程的特征。”①对历史之于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历史时间是单向流动的、不可逆的,这决定了具体的历史时间点或段是固定的,同时历史空间是相对固定的,各个具体的历史空间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政治参与者、事件与行动都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这样一来,一方面,历史时空的流动性与相对固定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政治行动者、事件、行动及其环境条件的流变性与固定性;也就是说,历史时空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们只能发生在固定的时空点或时空场景中,同时历史时空自身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治行动者、事件、行动及其所处环境等各方面的变动;另一方面,政治参与者、事件与行动所处时空环境的差异与历时变化,会对政治结果造成影响,构成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元素在不同时空中会以不同的序列排列,而不同的序列排列又会对政治系统的结构、运行过程及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对许多政治研究议题来说,至少“对宏观政治过程来说,相关解释总会作出涉及其历史起源的或明或暗的假设,对其中的明确解释说来则涉及发生的时空范围条件,这些假设仍然需要历史证明或证伪”。②

      第二,主流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所关注的是当下如何约束当下,而根据前述历史时空对政治的重要性,把历史纳入政治研究时,我们会发现历史往往会约束当下,即过去作出的选择和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到后来作出的选择和发生的事件。对此,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开篇就指出了其导师亨廷顿将人类历史晚期的政治世界视作理所当然,没有解释国家、政党、法律、军事组织等现代化制度在其发源地是如何形成的。国家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但在许多情况下,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发生的事,仍对政治的性质发挥着重大影响。如果想弄懂当代制度的运作,很有必要查看它们的起源以及它们形成的意外和偶然。也就是说,只有将政治事件与过程放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去,“用曾经经历过过去的人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发现其当时的意义。这不仅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政治秩序的起源及其变迁,更能让我们明白历史如何约束当下。

      第三,对于历史如何约束当下这个问题,历史制度主义者给出的答案是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就是具有某种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如果在系统内部确立,便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其他潜在的(更优的)体系很难对它进行替代。在笔者看来,路径依赖至少包括利益依赖、观念依赖、结构依赖等多种过去约束后来的机制。正如福山在书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制度的保存自有规律,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对当下的约束作用不是可以无限延展的,政治制度与以结构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也会发生变迁,也就是说路径依赖的打破发生在历史中。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制度规则的“黏性”抗拒改革,从而变成政治衰败的主要根源之一,而政治衰败则是打开政治变迁的主要窗口。由于“没有自动机制可使政治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所以一旦政治制度所处的流动的时空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原有的政治制度如果无法及时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

      二、比较历史分析为什么重要

      尽管历史的重要性已经被许多学者认识到,但如果没有从比较的角度提出分析性的困惑,就不太可能从宏大的社会政治过程中察觉到重要结构及其主要变量,以及不同结构及其变迁路径之间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的机制。正如福山所说,“如果全神贯注于特定题材,往往会看不清政治发展的大模式”(第24页),大多数所谓的发展理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发展史中独立的多维性。而且,历史的重要性与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被消解在这种单一的叙事与解读中。

      与此不同的是,比较政治学把历史看成是比较方法的应有议题。比较方法除了倾向于定性分析外,也“重视演绎性理解(interpretation)与背景(context),这部分地意味着比较方法一开始就假定‘历史是重要的'”③,这意味着要解释过去与当下之间存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连续性。既然如此,明确把比较与历史结合起来的比较历史分析法就逐步在学者们的研究中渐渐形成。那么比较历史分析具有什么特征或形式呢?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认为其主要特点有三:致力于探索因果关系,重视历史顺序和过程,应用比较案例方法。④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比较案例中通过对历史作用的分析而得出因果关系。在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看来,至少有三种形式的比较历史分析,一是最一般意义上的用比较方法观察不同国家的背景;二是运用比较的方法在一个综合的整体之中对国家和文明进行比较;三是建立、检验和提炼有关民族国家一类的事件或结构整体的宏观单位的因果解释假设。斯考切波是在第三种意义上展开比较历史分析的,她说:“比较历史可以一般地用来泛指任何或所有与此有关的问题的研究:即其中有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国家、制度综合体或文明的历史轨迹并行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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