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3-0070-12 罗伯特·考夫曼(著)① 不平等和分配冲突是向民主制转型的驱动力吗?不平等的民主国家更容易转向威权主义吗?在对发生在欧洲的朝向民主制的转型分析中，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谱系(Lipset，1960；Marshall，1963；Moore，1966)，且在对民主化进行新比较史学分析时重被提及(Collier，1999；Rueschemeyer，Stephens，and Stephens，1992)。最近以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试图将政治不平等归结于理性主义者的这样一种假设，即政治不平等源于公民偏好的选择而非制度因素的作用(Acemoglu and Robinson，2000，2001，2006，Boix，2003，2008；Przeworski，2009)。 除了逻辑上的分析，还有其它几种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理由去质疑这些新分配冲突模型的预期。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在这些分配冲突模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是却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一个社会越不平等，弱势群体要求更加公开和竞争性政治的诉求就越大。然而，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精英集团就愈加害怕朝向民主制的转型，因此其压制来自底层挑战的诱因也就越大。鉴于这种潜在的不确定性，理论模型已经取决于其他各种因素，例如压制底层诉求的成本或者财产的流动性。 即使有这些改进，试图揭示不平等和政体类型之间关系的努力也只是产生了喜忧参半的结果。在典型案例中，收入分配和民主化程度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越平等的社会越民主。然而，不平等和民主的转型或回潮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显著。 我们关注1980年到2000年之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政权更迭。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民主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这不仅包括拉丁美洲、东欧、东亚和东南亚那些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也包括非洲在内的大量低收入国家(Bratton and van de Walle，1997)。尽管这一时期向民主转型的国家比民主回潮的国家多，但是也有许多的国家转向了威权统治。 对第三波的短期集中关注不仅发现了大范围的政体转型的样本，而且这种大范围的政体转型也和国际环境中的重大变化有所重叠。冷战期间，左右两个阵营的独裁者都可以利用大国竞争来获得外部力量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苏联的衰落和最终解体为民主制带来了更加宽松的国际环境(Boix，2011)。 如果对“分配冲突”类转型采取一种极其宽泛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中有55％～58％的民主转型符合——即使这种符合比较松散——“分配冲突”模型所指定的因果机制。因此，就算界定非常宽泛，也有超过40％的民主转型根本不符合。不仅如此，还有大量的分配冲突转型发生在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结果与理论的预期是不相符合的。所有转型中大约有30％发生在那些不平等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的转型绝大多数是由于分配冲突所导致的。这一发现对于不平等的其他测定方法是有力的支持。这些结论不会必然推翻分配冲突理论，但是可以表明分配冲突理论的适用范围是不确定的，并且只能在非常特定的环境下运用。 基于非分配型冲突转型的大量案例，我们发现了几个关于民主制的替代性因果分析方法。在一些案例中，外部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在许多案例中，其他国内的因素导致了在位者在没有受到底层强大挑战的情况下放弃了权力。精英统治者们有时会受到来自非统治精英或者那些背弃了执政联盟者的挑战，这些人从开放民主中看到了利益。在其他案例中，精英统治者们在没有大众压力的情况下放弃了权力，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对于民主制度的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能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 只有很小比例的(不到1/3)民主回潮符合理论所假定的精英—大众动态机制，并且我们再次发现这些转型的发生率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很小。但是，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替代性的因果机制。在一些案例中，在位的民主政府不是被寻求抵制再分配的社会经济精英所推翻，而是被那些许诺进行更多再分配的威权平民主义领导者所推翻。然而，甚至更加普遍的是，民主回潮要么是被打破阶层界限的冲突所推动，要么是由纯粹的精英内部的冲突所引发，尤其是由军队派系发动政变推翻在位者的冲突。 我们的分析受到了对方法论的关注和对问题实质的关注的双重激励。与对不平等和政权更迭之间关系的定量考察相比，我们建立了一个对案例内部因果过程加以观察的定性数据集(Haggard，Kaufmanand Teo，2012)。我们的方法和其他这类的方法不同，因为我们的方法考察了所有在两种知名的数据集里被标记为转型或回潮的非连续性记录的国家和年份。这两种数据集分别是第四政治体(Polity Ⅳ)②和由普热沃尔斯基等人(Przeworski et al，2000)所发明并由Cheibub，甘地(Ghandi)，弗里兰(Vreeland，2010)，所推广的二分法编码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