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文出处:
比较政治评论

内容提要:

衡量社会科学成就的最高标准是其对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的认识有着实质性启示。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主题从现代化转移到今天的民主化,以历史分析为主的现代化研究让我们认识到现代共同体的来源和差别,而基于更为“发达”、更为精致的各种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民主化研究则并没有给予我们如现代化研究那样的“实质性启示”,因此西方比较政治学事实上呈现出丰裕中的贫困。我们呼吁回归比较历史分析,作为一种复兴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和认识论,而这也正是中国人所擅长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变量如路径依赖、历史进程、时间顺序、关键点的引入,使得历史分析不但是一种分析方法,还是一种理论体系,是一种探讨因果关系机制的理论和方法。寻求事物的因果关系的介入机制而非大而化之的、因而显得模糊的粗糙的因果关系,已经是社会科学的新方向和新进展。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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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中国实践,既不能有效地解释并理论化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也不能提供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作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同样如此,而刚刚起步的作为政治学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比较政治研究相对于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发展和理论渴望,更是任重道远。就国际政治而言,中国已经是一个崛起的世界性大国,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不对称。我们的国别研究很发达,但基于国别经验和比较国家经验而形成的理论化能力严重滞后。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仅来自其“硬权力”,也离不开“软权力”,而“软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学者根据本国历史经验、比较政治发展经验而抽象出来的理论和话语权。就国内政治发展而言,中国依然处于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之中,向何处去和如何建设是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但是中国思想界充斥着所谓的各种“好制度”和“好政策”,那么,今天被称为“好制度”和“好政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东西方比较政治学界都不关心,而这是关乎国家成长的根本问题。就政治学各学科关系而言,如果把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划分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本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最能代表政治学发展的方向。这是因为,在政治科学意义上,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来自于比较政治发展的观察,而比较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又能丰富和发展政治学理论;本国政治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部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政治是本国政治,而美国人研究中国政治则是比较政治;至于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国际政治秩序的本源性关系都在比较政治之中,比如大国的兴衰其实根源于其国内治理模式的竞争,再如冷战的结束是因为苏联、东欧国内政治的剧变,而今日世界格局的形成则因为中国因自身发展而使得自己权重增加,当然国际秩序无时不在影响国内政治。可以说,比较政治研究是政治学各分支科学的交集点,比较政治研究的强弱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学学科的状况。就理论需求而言,比较政治研究的落后直接反映了政治学理论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问题。中国的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中充满着涂尔干所说的“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原因在于偷懒的中国政治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只接受界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是怎么来的。笔者认为,一个国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事实上“做”(实践上)的还不错,但精英阶层普遍“相信”(观念上)自己错了。在中国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从最常见的一般性概念到理论体系都可以在比较研究中得到反思和重新确认。

      凡此种种,都在呼唤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成长和壮大。但是,怎么进行比较研究?怎么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人的固有的惰性决定了要“学习”甚至“拿来”。从哪儿“学”又从哪儿“拿”,无疑是从看上去比较政治研究最为繁荣的,也最能代表西方国家学科状况的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但是,在笔者看来,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已经衰落了,而其根源就在于让人偷懒的、讲究“同步性因果关系”的方法论的流行。我们绝不能拿“败相”当作我们的起点甚至“圣经”,以至于成了“歪嘴和尚念经”,从而有可能导致学科繁荣但思想瘫痪的悲剧,我们只能把一些“科学”的政治社会理论和方法论当作辅助性工具加以借鉴而不能停留于此。台湾政治学的教训就在眼前,曾长达半个世纪(1950s-1990s)奉美国政治学为圭臬的台湾政治学,到头来给台湾政治学留下什么像样的遗产?台湾很多同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本文呼唤最为传统的方法即曾经让比较政治学如日中天的历史社会学脉络下的比较历史分析,以作为“中兴”比较政治研究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说话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基本上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产物,“在概念发明的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者贡献出了社会科学重要概念中的很多指导性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威权主义、资本主义、统合主义、民主、发展、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非正式经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在概念的类型学意义上,比较历史研究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概念性辨别,诸如政体的类型(如民主的、威权的、极权的),革命类型(如政治的、社会的、反殖民主义的),国家类型(如强国家、弱国家、掠夺型国家、发展型国家)以及福利国家制度(基督教式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的)。上述列举只不过是管中窥豹”①。

      本文不是为了方法论而方法论,论证这个方法论必然有中国学者自身的现实关怀,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和主体行动的意向性与价值取向,比较历史分析大有用武之地即中国语境下的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同样,“虚假知识和错误的真理”的流行意味着,需要用比较历史分析检验那些看起来最为“正确”的观念,比如“公民社会有利于民主”。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政治学的批判与重建问题。

      限于篇幅,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议程和用比较历史分析检验政治社会理论两个重大问题将有另文专论,②本文只处理衰落中的西方比较政治学、建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比较政治学的重构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衰落中的西方比较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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