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社会主题的解放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康之(1957- ),男,江苏铜山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原文出处: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内容提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主题,那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遭遇前人所未曾遇到的问题。在工业社会中,让人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各样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主题,这个社会几乎一切政治的、社会的活动,在终极的意义上都是从属于解放的追求。发展生产力、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调整社会结构和改善人际关系等,都无非是在谋求解放。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陷入了风险社会,面对的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受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需要解放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社会主题已经不再像人的共生共在问题那样迫切。全球化、后工业化所推展出来的是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新的社会主题。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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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1)03-0052-09

       DOI:10.16029/j.cnki.1008-410X.2021.03.006

       如果说工业化、城市化是一场走向建构工业社会的运动,那么,这场运动的成果是通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取得的。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能否真正地建构起后工业社会,也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的春秋战国及西方的古希腊分别发生了一场启蒙农业社会的运动,18世纪的启蒙工业社会的运动则是发生在西欧地区,就其影响来看,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所以我们将其视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将要发生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启蒙。第三次启蒙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新的起点,必然是对人类已有文明成就的继承,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表现出接过第二次启蒙的主题进一步加以探讨的情况。比如,在人的生存问题上,农业社会是从自然界中寻求生存机遇的,工业社会则把个体的人的生存置于社会的优先地位。后工业社会将是一个风险社会——至少从当下的情况判断是这样的,所要突出的是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第二次启蒙是一场“解放的启蒙”,而对第三次启蒙的性质和功能的预判让我们倾向于将其称作“生活的启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次启蒙没有解放的任务,相反我们认为,在第二次启蒙运动及工业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解放不彻底的地方,第三次启蒙必须承接起解放的任务。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意味着后工业社会不会再像工业社会那样把解放的问题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主题对待,而是会因为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将人的共生共在作为替代性的主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如果我们打算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话,就必须根据风险社会已经将人类变成一个被动的命运共同体的情况去思考如何使人的共生共在成为可能的问题。所以,对工业社会处理解放主题的历程进行分析,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对于第三次启蒙寻求对人的共生共在主题的破题是有益的。总的说来,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历史时期中,几乎一切社会行动方案都包含着一个或明言或默认的终极性目标,那就是为了“我”这个作为个人的解放。为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的解放,一切手段都可以尝试。我们合伙做一件事,我们组织起来开展革命,都无非是个体解放的手段。当我们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确立起人的共生共在这一新的社会目标时,意味着一切行动都在目的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实现了从个体的解放到人的共生共在的转变。

       一、解放追求开辟的历史

       罗素说,“希腊的哲学传统实质上是一种启蒙和解放的运动,其目标是使心灵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它将世界展现为可由理性来把握的东西,从而消除了对不可知的恐惧。它的工具是逻各斯,它的意愿是在‘善’的形式下对知识的追求”[1](P155-156)。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是发生在西方历史上的。在时间上几乎与它并肩而行的,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启蒙,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为标志。虽然它们之间并无沟通,开启的传统也不同,但都属于启蒙的范畴,是用相同的形式却又不同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启蒙的壮举。虽然人们总会把人类文明史追及很早的时期,特别是考古学出现后,往往会在发现了每一处上古遗迹时都用某某“文明”来加以命名,但我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明起点应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在中国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西方则主要以古希腊为代表。正是在这些被我们称作启蒙运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开始真正地系统思考了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的运行状况及如何获得有秩序的生活等问题,基于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各自的社会治理方案。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发生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古希腊时代的这场启蒙运动可以视为“建制的启蒙”,它们对与人相关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力求形成规范性的认识,或者说发表规范性的看法并提供规范。事实上,正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规范所具有的效力及其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构成了整体性的社会基本制度这种物化形态。如果问人类社会在何时产生了制度,应归于第一次启蒙,我们应当把确立制度看作第一次启蒙之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启蒙命名为“建制的启蒙”,以区别于欧洲18世纪发生的那场“解放的启蒙”和正发生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新的“生活的启蒙”,尽管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真正地予人以建制性思维和行动。也就是说,包括今天正在发生的这场新的启蒙运动在内,人类历史有了三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并把人类历史总进程区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对于这三场启蒙运动,我们分别命名为“建制的启蒙”“解放的启蒙”和“生活的启蒙”。在这一命名中,也隐含了对人类历史这三个阶段社会行动主题的揭示。

       虽然罗素从古希腊那里解读出了思想家们对解放的渴望,但就解放被确认为社会主题来说,是发生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的。或者说,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工业社会确立了解放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工业社会之所以能够以难以思议的速度迅速发展,是因为从它的行程开始的那一天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批判,通过批判而寻求解放。也就是说,工业社会在其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解放为主题的,不仅“文艺复兴”是一场致力于解放的运动,18世纪的启蒙也是一场解放的启蒙。在解放的逻辑中,所有存在都不断地从现实的定在中解放出来,在可以追溯的源头那里,则是个体的人的解放,而且这在历史行程中是被作为一个不能中断的路径,即最终通向一切枷锁都被打碎、一切束缚都被彻底抛弃的境地。正是这一点,从逻辑上赋予了工业社会以无穷的发展动力。当然,人类的解放永无穷期,问题是,沿着这一思路所展开的解放历程所带来的问题,却是无法在解放的思路中找到解决的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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