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做唯物、历史和结构性整合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研究范式，其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为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乃至新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展，而且也被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学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所运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中兴起了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而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真正是从政治学的传统中产生出来、最早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且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它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一道，构成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三大基本研究范式。①最早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和阐述“历史制度主义”的应属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和斯温·斯坦默(Sven Steinmo)等人。在他们看来，“在广泛意义上，历史制度主义代表了这样一种企图，即阐明政治斗争是如何受到它所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制度背景的调节和塑造的”。②当然，历史制度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为代表的政治发展理论学派的现代化研究。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扎根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结构、历史和组织唯物主义之中，对由封建时代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变迁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解释了后封建现代性的起源和特点，说明了政治现代化乃至社会变迁的宏观基础。③而这种对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关注恰恰是历史制度主义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得以自成一派的前提。就此意义而言，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研究是与历史制度主义有着理论要素和方法论关联的西方政治学的重大议题。 基于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的批判，历史制度主义回归政治学传统，重新强调制度在政治中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塑造个体行为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于是许多学者指出，之所以称为历史制度主义，第一是因为它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的一个主要途径。历史制度主义者以历史为手段，从各国历史发展和比较的过程中去探求制度变迁的不同过程，寻求在稳定的制度安排下政策变化的根源，以及政治制度与观念的互动作用。例如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1979)和斯温·斯坦默的《建构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的比较分析》(1994)等研究都体现了此特点。第二是因为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批判地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理论，重新勾勒了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矫正了行为主义对国家研究的忽视。斯考切波在其著作中强调了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把国家作为分析政治结果的重要工具。此外，埃文思在《回归国家》(1985)一书中指出，国家本身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不同意多元主义“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无关变量，认为个体偏好通过党派、利益集团等自动达成政治结果的观点”，而认为“集体行动者、制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它们塑造着利益的表达；宪法和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策网络等构成了政治过程，它们自身就塑造着政治的结果”。由于历史制度主义关注的是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统合主义(Corporatism)和回归国家学派是其主要代表。④ 总之，正如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所言，人类行为、社会背景以及制度以一种复杂方式相互影响，而且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意义的塑造对于政治生活来说非常重要。⑤政治是一个特殊的领域，而历史制度主义则是试图构建一套理解和分析政治行为的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范式，它是一套回归政治本身、以“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与理性选择主义相比，大多数历史制度主义者延续旧制度主义的结构性分析，以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试图揭示出不同国家制度变迁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历史制度主义也是关注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问题。至于历史制度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则可以从方法论属性和结构性关系、历史观、个人作用、制度变迁动力以及方式等理论要素加以比较。 一、方法论属性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属性即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议题，而研究议题又往往和研究者所处的情境密切相关。⑥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因而它们的具体研究议题存在着差异。具体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革命时代背景下和批判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试图揭示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由于生产是历史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制度变迁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会战胜封建主义制度，同时也会像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作用下由盛转衰，并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替代。⑦由此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关注的议题是国家、经济和社会这些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变迁问题，从而具有鲜明的宏观方法论属性。而历史制度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革命已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对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民主和三权分立等宏观政治结构已基本定型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因而历史制度主义着重探寻不同国家在相同宏观结构(如社会经济结构)下产生差异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地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结构上移开，转而重点关注这样一些制度：它们既是这些场所之间互动的规则，也是每种宏观结构内的正式组织及其互动关系的实际安排。制度在历史制度主义者那里成为了固定互动的场所、关系和大型过程的联结点。⑧换言之，历史制度主义更多地将研究重点置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从政党制度到商业协会之类的经济利益结构”等中层制度，认为中层制度可以调节宏观社会经济结构，是宏观结构的缩小，便于理解宏观结构如何影响政治结果。通过关注这些政治生活的中层制度，历史制度主义提供了“创造历史的人”和使人们得以创造历史的“环境”之间的理论桥梁，即把对个人行为和团体组织具体规则的微观制度研究与国家或跨国制度的宏观制度研究贯通起来。⑨例如，作为历史制度主义思想来源的诺斯凭藉有效产权等制度安排来探寻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⑩又如，艾伦·伊默古特(Ellen Immergut)通过研究发现，政治系统中的不同“否决点”导致了法国、瑞士和瑞典的医疗保健政策的差异。(11)正因为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议题主要在于国家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在于中层制度安排的绩效，因而它具有鲜明的中观方法论属性，从而被西方学者定位为中层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