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若干世界知名媒体曾分别采访各行业的领袖人物，请他们谈自己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事。回答当然是见仁见智：从抗生素或空调的发明一直到电脑的家庭化。但在政治领域里，20世纪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属民主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推广普及：在短短100年间，它从少数几个欧美国家的实践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所宣称施行的制度，颇令人觉得阳光之下也还有些新鲜事。随着苏东集团的解体，这种亨廷顿笔下的民主化“第三波”终于被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初宣布为终结了历史的大事件：①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因为它“尽善尽美”，解决了所有真正的大问题——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获得认可的心理需求。在制度层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已不再有“进步”的空间。② 并非所有人都赞同福山的分析。是否可以将一切“善”都简单归因于某一制度？人类是否存在有着确定目标与方向的普遍史？③即使只是基于常识，人们通常也会对过于完美的事物、过于乐观的预测保持适当的审慎。尽管如此，有时潮流的变化之快还是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疑民主论”居然成了话题：30年不到，河东河西便攻守易势；昨日还宾朋满座，今天就成了危楼？ 对于民主的怀疑，似乎在我们这里开始得最早，并在社会中取得了相当的影响。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均遇到许多问题，无论是美国的经济危机，还是欧洲的欧债风波与难民潮，而欧美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显然不甚得力。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基础建设、公共工程等领域内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综合国力及居民的总体收入快速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早就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反差很自然地推动人们去思考其理由。而对民主的批评，正是反思的结果。④ 有趣的是，这种怀疑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当年的“唯民主主义者”福山的呼应。他在其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将保证一个国家成功治理的三要素列为：国家即组织良好的政治权力、法治与民主。与其20多年前的论断相比，福山心目中的民主从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目的变成了实现一个更高目标的三个影响因素之一。更为关键的是，民主制并不能自动防止“政治衰败”这个他心目中的新“恶”：“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政治衰败，一点也不少于其他类型的政权。”⑤福山认为，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国家，一类是先有了组织良好、运行有效的政治权力(典型例子是古代的中国及近代的普鲁士)，而后引进了民主制度；另一类则是在建立现代官僚制之前就走向民主的国家。一般说来，第一类国家更容易走向成功。也就是说，在有些国家中，民主化不一定是政治发展中的第一优先。例如，“强烈的民族认同往往在威权统治条件下形成得最为成功。缺乏强烈民族认同的民主社会，在议定民族的宏大叙事时常会遇上严重分歧”。⑥ 正如福山后来多次强调的那样，他当然没有否定民主的意义与作用。但他的思想似乎也确有变化：更加重视国家、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也基本放弃了构建人类普遍史的努力。不过在我们这里，福山的变化却可谓后知后觉。国人中的绝大多数大概从来没有过对民主的所谓迷信，从来没有将其放在先验的、价值观的、终极目标的位置上。民主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制度必须自证其有效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是检验一种工具性制度的唯一标准。我们中的一些人在20世纪初对民主有些敬畏，因为它的背后是坚船利炮。相当一部分人在20世纪末对民主有些迷恋，因为它象征着富裕的生活。如今突然发现，不依照洋郎中开出的药方，中国也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也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么，民主如何证明它的合法性、可欲性？对民主的怀疑由此而生。如果可以预测，笔者甚至认为这种怀疑会持续下去并传播开来。 当然不止是怀疑。最有效的怀疑其实是挑战，是构建一种有竞争性的新观念，这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工作。人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系统的、得到公认的结果，但大的思路已呼之欲出：一种以知识、经验、能力为标准，以发展和效率为主要目标的领导。作为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忠实客观的外部观察者，笔者的导师、法国波尔多第四大学荣誉教授马特先生(Jean-Louis Martres)将其描述为精英主义(meritocratie)，以区别于粗鄙无文的民主(démocratie)或蓄意搅局的否决政治(vétocratie)。这个新观念很可能拓展出国际性的发展空间，产生广泛的吸引力，甚至成为民主的竞争者。 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怀疑恐怕在学理上还远未成熟，在实践中更缺乏针对性设计。对民主当然可以反思，正如对一切制度都应当不时反思。对民主当然无须迷信，正如一切迷信均不可取。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学说，在当今世界中占有了如此地位，其成功恐怕也绝非悻致。迷思退去之后，它是否还剩下了无法忽视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它真的已经面临合法性危机了吗？它的可能替代物真的已经触手可及、深孚众望了吗？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冷静、深入、联系实际的独立思考：考量它在理念上是否合理，在实践中是否需要，在操作上是否可行，而不是刻意地为了反对而标新，为了彰显自我而立异。至于西方学界的某些新动向，最好还是将其当作激发我们灵感的参照物而非我们思考的风向标。何况在那里怀疑某项政策，不等于怀疑某个政府。怀疑某个政府，不等于怀疑制度。即使彻底到连制度也一并怀疑了，也不一定等于怀疑制度的原则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