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世界体系的终结，西方观察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充满好奇，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也开始轮番登场。表面上看来，两种论调似乎冰火不容，但实质上，它们却分享着“历史终结论”①的共同预设——对照世界历史“终结于西方”的假设，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似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么像苏联那样，因为治理不善和上层精英对国家核心价值的迷惘而走向崩溃；要么因为坚持“市场经济”与“威权政体”合一的模式而崛起，但最终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蕴涵着深重的危机，危机来自于与西欧北美“自由民主”模式的不合；如果中国的发展想获得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就必须经历向西式“自由民主”转型的“阵痛”，哪怕因此会导致国家分裂崩溃。 抛开这些观察家们的严重误解不说，他们中的某些人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抓住了要害，那就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不仅需要成为比较政治学国别比较研究的范围，而且应该成为比较文明探讨的重大课题。 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15-18世纪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延展出来、把生产、交换和积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系。16世纪开始它又被欧洲多元而分裂的政治结构整合为一个新的生产体系，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不过，我们应该在现代世界体系上加上“西方”这一限定，虽然这一体系从19世纪到20世纪已经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 回顾历史，西方世界体系的发生，其实是和罗马帝国之后的神学-政治困境密不可分的。基督教虽然通过垄断书写和教化的权力，对后罗马时代的西欧蛮族发挥了绥靖作用，但同时也给欧洲政治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西部教会和东部教会的最大区别在于：东罗马的东正教能够通过古典时代政教合一的公民宗教传统积极支持帝国建构，西部教会则因处于边缘地位，高度强调教会垄断教牧权，甚至是最高统治权。西欧的教皇党与皇帝党的纷争充斥于每个城邦和君侯国家内部，所以君侯们和教廷建立一统帝国的努力始终没有结果。伏尔泰说，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欧洲的政治走向直到18世纪才基本明晰，而战争则是形塑西方国家现代发展道路的一个关键动因。 首先，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战争频繁发生，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正是西欧的常态。其次，战争要求统治者必须不断提升国家战争机器的配置，从而催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火药、枪炮和战船等高效能武器不能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得，而必须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制造”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资本向工业的集中，而且促进了工业发明及其应用。最后，战争也使统治者努力把国家统治机器延伸到社会的基础结构中，要求国家持久地增强汲取社会财力和人力的能力，并且逐渐向工商业第三等级开放，甚至在形式上向更广阔的社会阶层开放，参与权利的扩大就是所谓的民主进程。 这两百年也是西欧从封建君侯国家经绝对主义国家转向民族国家的时期，是现代政治体系形成的时期。但是从历史进程看，至少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前，建立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未定案。当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扼住了地中海与东方贸易的咽喉时，西欧人只好一路向西寻找生存空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国和日本的勤劳革命-域内贸易和现代西方的工业资本革命-远程贸易所形成的“东、西方分叉”，逐渐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历史条件。在战争、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三种动力的相互作用下，作为资本和暴力集装器的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诞生了，而从东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的生产、交换与积累的体系也将西方的多元分割的政治结构联为一体了。② 许多赞赏现代西方发展道路的思想家对现代民族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进程的阐述，多着力于勾画其内生逻辑，对战争和殖民等外生条件却少有着墨。在他们看来，古人把人看作理性的动物太过高蹈，而更加现实的理论则把人性中的激情、欲望从理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既发现了更容易实现的人性，也为社会维系提供了一个更“普遍”的基础。现代理论家的意见，可以大体上划分成两类：一类如霍布斯和洛克，他们认为人性中的激情意气是一种过于狂热的想象力，它应被还原为更加基本的自我保存的欲望；另一类如卢梭和他的信徒，他们认为激情意气高于自我保存的欲望，通过它，自由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可以建立起自己对自己的统治，可以导向公共精神和爱国主义。③ 上述两类思想家的意见流衍为自由和民主两股思潮，阐释如何作一个经济动物和政治动物才能使正当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霍布斯和洛克，特别是洛克强调个体经济权利的优先性，卢梭强调个体政治权利的优先性，所谓的市场秩序和国家就是按照这种自然秩序来建构。 问题是，后来的世界历史真的被这些学说打磨得那么光滑顺畅吗？如果回到历史现实，我们就会发现，个人主义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一旦和地域国家结合起来，就催生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这种竞争的一个总爆发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和民族国家的政治逻辑共谋的产物，虽然那些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新工业国暂时被战胜国遏制住了，伹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并没有被所谓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改变。仅仅20年后再度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们不得不深思：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有着同样的内在动力？现代西方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是不是为这种“现代”人性的扩张提供了同样的政治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