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11)2-050-04 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是一项重要课题。正因为“政治科学与其他诸多学科不同，它很少有一个单一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工具，更不用说以这些方法论工具作为界定学科的标准”①，所以更加有必要加强对政治学方法论的“本体性观照”。②我国政治学科恢复以来，方法论研究不断发展。如何看待种类繁多研究方法，辨明研究对象和方法应用的相互关系，厘清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嬗变理路，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程。对此，我们意图借助解释学的方法，从宏观层面梳理和阐释政治学方法论在中国的研究变迁的逻辑线索。 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路、路径、方式和程序”③，直接决定了学科的成熟度，它的变革能够引起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变迁。在政治学恢复初期，对政治学方法存在三种情况。其一，方法研究的空场状态。相对于政治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基本问题，方法问题的研究明显匮乏。其二，基本路径的守旧状态。彼时，“阶级分析是其主要分析途径，规范的阐释和注释是其基本论述方法，历史的叙述和分析是其基本研究途径，宏观意义的阐述是其基本关注层次。”④其三，研究思维的依附状态。政治学恢复初期，政治学科的科学化、学术化水平较低，方法论的重要性被它的复杂性所遮蔽。单一性思维决定了轻视的态度，甚至由于思维能力缺乏储备而导致研究兴趣无法成为研究议程。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态，以标榜方法的科学、客观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被介绍到国内，且广为借鉴和传播。这种改造的结果是我国政治学在其转换范式的关键时期皈依了方法论的中立性，简单夸大了事实和价值二分的绝对性。由此，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似乎必须是物化、技术化、定量和模型的，似乎方法与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没有任何瓜葛，而阶级分析、利益分析乃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成为了“出土文物”，形成了以行为主义为“图腾”的拜物教。今日看来，“科学性的中立态度”并非祛除价值，而是被“其他学科语境”和“西方化”共同挟持的分析工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学科反思的展开，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事实证明，“如果问题具有足够的分析价值，那么政治方法学家就会产生强大的创造力”⑤，这种创造也更加具有理性的价值关怀。这表现在：第一，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方法的学习和应用，将强化科学的思维方法作为拓展政治学研究路径和视野的有效选择。第二，开始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在各项研究中学者明显强调了方法选择的重要性和决定性。第三，承认政治现实问题的价值属性，将价值评价、后果评估和正当性判断置入方法论工作的议程。第四，提出政治学方法是方法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综合指代，从认识态度上去除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倾向，在方法创新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学和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关系，而非单纯皈依计量经济学或社会调查的方法崇拜。在某种意义上，研究态度问题是对政治学方法问题的客观认识、理想模型和路径选择的基本前提。而这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品格，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与其说是工具性进步，不如说是价值性进步。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学方法研究的态度变迁恰恰说明了中国政治学的“方法模型”具备了成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模型内进行研究，其他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就会愈发重视政治学，将其视为一个智力资源。 政治学方法的功能既是描述性、建构性和应用性的，也是解释性、批判性和本体性的。与哲学方法论相比，政治学方法论是一种论域，介乎于追问方法本源和意义的认识过程与方法投射于现实的实践过程之间。因此，它的演变考应关注政治学研究发展中关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规律性知识及其思路、途径、方式和程序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状况，“一方面，方法是方法论的片面的、散的、不系统的经验材料，缺乏方法论指导的方法是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另一方面，具体的方法构成了方法论的基础和素材，没有具体方法支撑的方法论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不可能指导人们对方法的运用、总结和提升。”⑥我们认为，政治学恢复以来，关于政治学方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非此即彼、综合运用和结构建构等三种形态。学科重建之初，对于方法问题的判别不明(即上文所言的否定性态度)产生了两种后果，唯传统论和唯分析论。唯传统论，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直接运用的政治学的一切研究中，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矛盾关系和利益划分关系作为分析一切政治现象的惟一路径；而唯分析论是指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非历史——逻辑理论”⑦的方法熏陶下，将所谓“现代研究方法”作为分析中国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科学途径。唯传统论强调指出各种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方法论研究中的个别和具体，不能够在原理、观点的层面上系统化合条理化，因而具有明显的短期效应；而唯分析论则认为不论是何种“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并不能为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提供经验性、客观性和操作性的工具选择，而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层次、特性和定量定比关系上纳入不同的方法论范畴，因而所谓的共性和升华缺乏科学依据。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刚性的，非此即彼的。随着认识水平的提升，人们越发认识到非此即彼的方法论皈依是片面的，甚至是反科学的。作为反思性产物，综合作用主义认为：第一，应较为清楚地划分了方法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模式的类型，比如提出方法论基础应包括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方法模式则可以分为历史—发生学分析方法、制度分析方法、行为主义方法、功能—结构方法和比较方法；第二，在上述类型化过程中，可以比较注重一种或者几种具体方法和某种方法论基础的关系；第三，研究方案的设计上需要“方法论”的建构，而研究技术可以在“技艺选项”中应用。在综合化趋势的影响下，作为方法学开始出现，而更多地方法学对象类型，如学习理论、个性理论、博弈论、社会化理论、决策理论、理性选择方法、角色理论、小团体理论、团体理论、沟通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政治学者的方法选择视域。近十几年里，政治学研究方法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微观角度，即如何应用的问题，而似乎不太关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关系问题。这并非说明“关系判断”的水平下降，而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认识模式逐步形成的反向结果，或可称之为“结构型”。其特点是将方法论、方法学和方法工具作为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三个要素，每个要素既具有各自领域，又可以在不同问题、不同时空条件和不同理论选择中组合使用，形成应用性研究、模式分析研究和理论抽象研究等不同结果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结果不是机械的和唯目的性的组合，而是由问题趋向、观念认识和系统建构等需要指引下的有机组合。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某个层次、某个领域甚至某种具体研究技术的“垄断”现象，但这种垄断已经与非此即彼时期的相互排斥和彼此否定没什么关系，仅是研究力量的均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