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和政党制度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十分显著，奥尔德利希(Aldrich)提出“政党位居现代代议制度的核心”①。从时间上来看，政党的产生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是密不可分的，政党本身最早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形成过程中；从内涵来看，政党制度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党制度的状况与政治发展的绩效密切相关。但是，政党制度究竟怎样影响政治发展，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本文拟从政治发展的特征入手，对政党制度功能及其对政治发展绩效的影响做一简要探究。 一、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矛盾：一致与冲突 关于政治发展的阐释有很多种取向，其中政治民主是一个核心的内容。从近代以来，洛克、卢梭、托克威尔等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民主思想，但其共同特性就是强调人民意志和共同福利。而熊彼特和达尔等则从经验的角度对古典民主的理念进行了量化分析，强调现实中的民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因此，无论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主还是经验层面的民主，就其基本倾向而言，都是从自主利益的冲突与实现和社会整合的对立统一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一方面，他们深入地看到社会内部存在着利益上的自主倾向，认识到了人的自主权利或团体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维护这种自主权利就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自主权利的存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因此主张通过公民或不同利益团体的共同参与，制定公共规则来协调社会内部存在的纠纷和冲突，使这种矛盾和冲突被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因此，民主政治在诸多的政治形式中，就成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一种较佳的外部政体形式。 所以，按照政治学的权威解释，政治发展在运行过程中具有两个不可回避的核心内涵，即回应性和责任性。所谓回应性，就是指在理想的人民统治无法直接实现的情况下，现实中的政治民主至少要求其执政者能对人民的需求做出反应。而政治民主的责任性就是指必须反映出对公共政策的选择是明确而有意义的。由此可见，回应性反映了社会的需求，但由于社会需求的复杂多样性，必然造成社会利益和偏好之间的竞争，因此回应意味着竞争，而竞争意味着冲突。但是，仅仅这样理解并没有道明政治发展的全部含义，而是忽略了政治发展中的责任性。实际上，冲突的结果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整合各种利益冲突，最终制定明确而有意义的公共政策，追求共识和稳定，在冲突基础上达成相对的一致。因此，责任性必然成为政治发展的另一个核心内涵。 由此，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冲突和一致的对立统一是民主政治普遍存在的状况，“民主政府总是处于一定的张力之下，一方面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回应的必要性，一方面则是稳定”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简单地将政治发展归结为政治竞争和制衡的水平，片面强调社会利益分化和冲突特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发展的问题。从事实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还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片面强调社会利益分化和冲突的政治发展都是很危险的，动荡的政治局面和无休止的社会冲突都会严重影响政治发展的整体绩效。因此，将冲突限定在政治制度能够整合的范围之内，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绩效，在许多国家，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并没有导致社会分裂；而在有些国家，同样的社会冲突却导致了政治危机和政局动荡。由此可见，能否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是衡量制度绩效的首要标准。 二、利益整合：政党制度发展的首要功能 政党制度功能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内容的庞大系统，但是，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政党制度与社会中的“一致”和“冲突”现象具有先天的联系。一方面，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分化的社会利益，比如，政党制度所体现的状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分化状况。另一方面，政党制度还承担着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重要功能，政党制度应该是社会冲突与一致的桥梁。民主政治的回应性和责任性要求政党制度从社会分裂出发，而终结于社会的整合。成熟的政党制度总能够使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并维持着冲突与一致的良性循环。正如亨廷顿所言：“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像宗派，似乎是在加剧社会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③ 因此，成熟的政党制度在功能上不仅体现了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别关系，而且是政党之间温和的粘合剂，一头连接着社会因利益分化而带来的冲突，另一头又能把各种冲突的社会利益进行整合。其中，能否整合分化的社会利益和冲突，是评价政党制度功能状况的重要标志。 很难说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都已经完全成熟，但是在其长期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制度发挥的利益整合功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政党之间协商和趋同现象成为许多国家的政治潮流。实际上这本身就是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英国议会至今保留的议会会场布局(两军对垒的形式)仍然可使人们想见当年政党冲突的激烈程度，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冲突、法国第五共和国之前频繁更迭的政府组成都足以说明，任何性质的政党制度，都必然历经一个从激烈冲突到逐步达成一致，并形成共识的过程。但是，20世纪后半期，关于政党危机的呼声，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十分突出，道尔顿(Dalton)提出了政党危机的四种现象：第一，党员大量流失；第二，政党与选民的联系松弛，政党认同者减少；第三，政党影响公共政策的作用被边缘化；第四，大量利益团体的出现削减了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④。从表面上看，是政党组织本身遭遇了新的困境，但实际上，这种貌似危机的状况只是反映了后工业社会政党在整合冲突达成一致功能上的失效。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调整，传统意义上的许多社会分裂已经达成共识。比如，英国工党与保守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政策区别，都已经不是社会冲突的主要界域。相比较而言，像英格尔哈特所言的后物质主义思潮，则代表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冲突的新的内容。如环境问题、女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全球化问题等许许多多的社会议题成为政党竞争的热点，影响了选举的结果。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界的许多政党，就无法承载起整合冲突达成一致的功能，道尔顿所言的政党危机的四种现象，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正如迈耶等指出的：“我们的确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党制度正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动过程之中。这是由一个普遍的看法所带来的转变，即当权的政党及政党制度不再能继续履行在民主模式分配给它们的功能，特别有一些已不能将争论结构化或提供对当前突出问题的解决办法”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