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蔡欣怡(Kellee Tsai)教授针对《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这三部著作发表于美刊《政治观点》(Perspectives on Politics)杂志2013年9月号上的一篇评论性文章。蔡欣怡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出版过《后街金融：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等著作，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等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是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盛裕敏教授的一本著作，该书探讨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和保持领土完整的。《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是由分别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三位教授萨罗斯·库鲁维拉(Sarosh Kuruvilla)、高敏(Mary Gallagher)和李静君(Ching Kwan Lee)编著的新书，该书细致地展现了政党国家如何创造并应对非正式劳工的快速兴起。《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是美国天普大学薛洛琳教授(Roselyn Hsueh)的一本著作，该书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处在最活跃和最紧缺的前沿研究领域。中国的广博与内部多样性，为在迥异的地区环境中的不同层次和分析单位上研究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中国在国际媒体和商业领域的重要性，也为学者提供了日益增多的机会(甚至是责任)，使他们可以通过原创的实证研究来消除大众的诸多误解。诸多的研究机会和众多的非学术界阅读者同时存在、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科学中区域研究的衰落，中国研究专家需要通过提出分析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论点，来赢得政治学同行的尊重。中国政治研究者需要从熟悉的发展案例中，把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变为概念和范式，或者提出创新的理论洞见，从而为政治学科作出贡献。在既有的范畴里阐释中国政治，是在展示政治学能为中国研究贡献什么；提出新的分析术语和模式，是在证明中国这个案例能为政治学贡献什么。只要这两种路径能够提出重要的研究问题，有潜力增强我们对中国政治和普遍的政治过程的理解，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们各有优点。 本文讨论的三部著作就是围绕上面这些问题选取的，这三部著作也证明了区域研究与学科框架交叉融合在一起的价值。不过，这三部著作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是：每位作者都从实证和分析层面，展示了中国能为政治学贡献什么。当中国的情况与既有的框架的预期发生分野的时候，中国研究学者就面临一个提出替代的分析可能性和学术概念的机会。本文最后讨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①但可惜的是，当前很多人不愿意从中国的案例中归纳出一般化的理论，这导致其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只局限于区域研究专家。 研究中国的政治学者应该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学习美国例外论的学术孤立。就像艾尔弗雷德·斯蒂潘(Alfred Stepan)和胡安·林茨(Juan Linz)所建议的那样，当把美国作为一个在概念上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国家时，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都会从中受益。斯科特·甘恩德(Scott Kennedy)也号召中国研究专家能够摆脱中国研究的“中央王国情结”(Middle Kingdom complex)。②与研究美国政治的同行一样，大部分中国研究专家没有将中国视为更大范围的概念创新的源泉。对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人们很容易以它们的特性作为研究对象，但在比较的视野中探讨它们的发展特性更能够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 全球化带来的研究问题 本文评论的三部著作所探讨的研究问题，都是围绕全球化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这些著作阐明，中国的国内政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 盛裕敏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地区政治》探讨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离心压力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力并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崩溃和瓦解之际，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领导人考虑的现实问题。 一个相关且同等重要的话题是，中国的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受益者——在市场化和灵活生产策略的条件下如何维护自身利益？萨罗斯·库鲁维拉、李静君和高敏合编的著作《从铁饭碗到非正式化：变化中国的市场、工人和国家》探讨了政党国家如何创造并应对非正式劳工的快速兴起，同时研究了工人们应该如何应对覆盖从摇篮到坟墓全程的保障制度的结束。该书通过细致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既是流动的也是清晰的，这种流动性和政治协商，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主义环境中是可以被预期的。 虽然毛泽东时代只持续了不到30年(1949—1976)，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迈进了第四个10年。区域研究专家和比较学者不仅关心历史问题，比如社会主义遗产能否在转型和改革时期存续，而且继续研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如何为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经济进行归类。中国针对外来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在整个发展中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但一些经济部门却又牢牢地被国家控制着。中国是像它的邻国那样是一个发展型国家，还是一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薛洛琳的著作《中国的管控型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新战略》从比较的视角，通过对工业战略的案例研究，探讨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