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推动，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的趋势成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这一趋势掩映下的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却并没有被全然削弱，划分世界政治版图的基本单位依然是民族国家，而对民众最具有政治号召力与道德感召力的也还是民族国家。当然，在世界一体化格局下的民族国家本身也会发生某些变化，诸如吉登斯所称的那样，其国家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具有普遍性，但笔者认为，在民族国家构型逐渐趋同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对自身传统的强调与维护也同样会继续存在下去，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和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家，她的政治与文化社会传统成为有别于其他大国的重要特征，基于此，建立在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中国式阐释就成为建构中国主体性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准备。 民族国家观念在近现代的简要流变 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最初起源于欧洲，在那个时期，民族的成型是与当时国家的建构同步的，而之后相当数量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发展则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欧洲中心观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民族国家成功地证明了它组织世界的能力，将社会团体限制在其疆域内，屏蔽了所有可能质疑事物当前状态的观念。”①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结构有着这种独特的能力，故而在现当代的世界历史中始终是行动的主角，并成为绝大部分国际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 在16世纪之前，欧洲的国家观念依然笼罩在帝国统治的理想之中。历史上所曾经有过的罗马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基督教世界所代表的普世性理念超越了当时欧洲的任何“民族”，它们比任何“民族”都庞大而且伟大。而到了16、17世纪，随着基督教世界理念的逐渐破灭以及作为政治存在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实性瓦解，欧洲各国开始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态。民族与语言成为维系民众的最重要的力量，“民族诸象征的华丽甲胄为表达、代表和加强民族的定义范围服务，并且通过共享的历史记忆、神话、价值观等共同形象把民族内部所有成员团结起来”。②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与传播是与现代宗教本身的衰落趋势同步进行的，“自从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超自然宗教的怀疑主义的兴盛(尤其是在知识阶级和中等阶级里)，也许已经造成一种对宗教情感与崇拜的不自然‘真空’，这个‘真空’看来最好是用近旁的民族主义神灵和热烈的民族主义仪式去填补，而不必用遥远的世界主义神灵和模糊空泛的人道主义去填补。”③随着近代国际法体系的出现，各国之间的边界开始明晰，各自的主权范围也得以确定，民族国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不是国家，民族的分布范畴并不一定会与国家的疆域范围相重合，纵观整个国际格局，单一民族国家在历史语境中往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国家结构的多民族形态反而构成了国际政治的现实场景，而所谓的“多民族国家”是“以多个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是不同民族之间经过相互交往，从而产生政治上联合的产物”，④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将国家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加以整合并形成彼此间的有利互动，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中国”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观念建设 中国历史传统向来以王朝为其叙述对象，而对于制度特征及内部意识问题往往并不在意。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争其甘苦；狙公赋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吾中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⑤可以说，在遭受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前的中国语境中，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没有土壤的，而中国传统上的“天下观”与“王朝观”仍然是关于政体的主导性观念形态。 在清朝入关之后，清朝皇帝开始以整个中华的统治者自居，其对于大清的认识也逐渐地具有了“国家”的性质，⑥并且也通过这一时期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的巩固而使清朝的疆域成为之后建设民族国家的基本范围，如谭其骧先生所称的：“我们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⑦这种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历史上变动的政权边界以民族国家的疆域方式加以定义，从而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范畴往前推，进而型塑出一种时间轴上的民族国家话语叙述方式，反映出西方话语中的民族国家范式对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型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