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政治理论”与“政治理论和政治学”条目的作者的意见，当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在1903年形成时，作为其六个分支之一的政治理论被等同于一种深入分析经典政治思想家的著述的活动，其目的是要确定这些著述的确切含义并据此再现每本著作的政治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政治科学中，‘科学的’政治研究基本是历史的、进化的和比较的研究（所遵奉的是黑格尔、孔德和斯宾塞的观点）。在诸如威廉·邓宁等人的著作中，政治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了对古希腊至今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民主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对政治行为的科学理解。” 邓宁在20世纪初的近二十年间出版的三卷本《政治理论史》（《古代和中世纪政治理论史》、《政治理论史：从路德到孟德斯鸠》和《政治理论史：从卢梭到斯宾塞》）“对本学术领域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对后来支配该学科几十年的基本问题和观点的确立，都做出了卓著贡献。”邓宁认为，政治理论不仅包括政治著作，而且包括反映在国家法律制度中的操作思想和一个社会具有的政治意识。对政治思想的研究是对政治现象的更深入的研究，它超越了形式主义的制度分析，抓住了社会活动的动力，而阐释政治理论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古希腊人开始的进化过程在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中达到了顶峰。 邓宁强调，政治理论和政治意识都始于希腊人，并主要限于欧洲雅利安民族的哲学之中，反映了西方政治知识分化过程中的进步。在邓宁看来，希腊人已经探索了人类政治能力的所有方面，并总结出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决定着政治生活的一般特征的规律。尽管邓宁承认政治理论自古希腊时代以来有四大突破，即对奴隶制的看法的改变、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出现、国家与社会的明显划界和现代主权概念的发展，但主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进化的模式促使邓宁把古代文明向现代西方文明的转化理解成直线式的前进，而其秉承的启蒙运动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信念又使他把现代世界的建立理解成西方文明发展的顶点：古代文明不过是现代社会的前奏。 支配了邓宁的政治理论史研究的信念同样出现在萨拜因的著述中，“我们认为那些希腊人是‘古代的’，只是就我们称呼他们的这个名词所指的意义而言。然而就……在许多方面看来更为正确的观点而言，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称他们是‘现代的’。”（注：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页。）当然，萨拜因著述的时代背景与邓宁相较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尽管邓宁的三卷本著作的最后一卷发表于1920年即霍布斯鲍姆用作19世纪结束之界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但邓宁基本上仍然是属于“漫长的19世纪”的，而以萨拜因的至今仍占据经典地位的著作为代表的“政治理论史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繁荣，部分原因是它开始探索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状态的历史背景，以便为民主制度和民主主义价值观提供根据。”（注：约翰·J·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页。）萨拜因在他的名文《什么是政治理论？》中反复强调政治理论是对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应，可以认为，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对城邦危机的反应，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理论是对17世纪总危机的反应，在二战期间即已开始，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十余年间达致鼎盛的自由主义复兴运动（波普、塔尔蒙、柏林和哈耶克）正是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的反省和反应。萨拜因的政治理论史研究为这种复兴拉开了序幕。 一方面，萨拜因秉承实证主义的鼻祖休谟对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认为无法找到统一的尺度把政治理论的三类论述即事实的、因果的（逻辑的）和价值的论述融为一体。（注：萨拜因：《什么是政治理论？》，载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评价政治理论的“社会相对主义”导致不加批判地接受当代价值观，使得重建道德价值和确立政治目标成为难题。另一方面，萨拜因的“历史著作意在批评和阐释，他描述政治思想史的方式表现出他在为一部分政治学说辩护，而对另一部分学说的不足表示不满。”（注：约翰·J·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但是，正如自由主义复兴运动由于对极权主义的恐惧而不惜窄化西方自身的政治传统，（注：沃特金斯(Fredrick Watkins)在他于1948年发表的名著《西方政治传统》（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中译本）中写道：“自由主义如果无法生存下去，实不啻是说西方的政治传统也宣告结束”；他又说，“一旦极权主义成为立宪民主制之外的唯一选择时，接受或不接受近代自由主义，也就成了接受或不接受西方的政治传统的问题。”其对极权主义的余悸跃然纸上。对传统的窄化则体现在波普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视作开放社会的敌人，塔尔蒙把卢梭读解成极权主义民主观的始作俑者，柏林对积极自由的著名指控和哈耶克对两种个人主义或两种自由传统的截然区分。）“存活下来的思想都是最适合的思想”的信条也使萨拜因的范式暴露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浅陋。如果说邓宁的政治理论史研究没有充分地正视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间划出的鸿沟，那么萨拜因的政治理论史研究则对自由主义现代性之中自由的维度和民主的维度的内在紧张作了素朴的、简单化的处理，这不但表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危机的自我诊断之上，而且表现在对解救危机之道的寻求之中。 二 斯特劳斯和阿伦特的政治理论史研究同样受到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反省的驱动，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他（她）们得到了与萨拜因和自由主义复兴家截然不同的结论。 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是斯特劳斯置身其中的时代氛围，而政治学研究的历史主义范式和行为主义范式的论战则是斯特劳斯的学术活动的基本背景。斯特劳斯迥异于时流之处正在于他把50、6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表征的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比较广泛地存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共识诊断为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的总危机。在他看来，与其说这种危机来自东方极权主义的威胁，不如说其根源在于自由民主蜕化成为一种宽容的道德相对主义。针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历史主义范式导致了政治理论的衰败的责难，斯特劳斯两线作战：正是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以价值中立相标榜的新政治学和对思想之真理的可能性不闻不问的最终导向自我拒斥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历史主义这一对孪生姐妹的合谋摧毁了政治哲学的思想基础，加剧了西方的总政治危机，是西方政治文化衰败的真正征兆。“科学和历史，当代世界的两大动力，在摧毁可能有政治哲学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终于获得了成功。”（注：斯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载詹姆斯·A·古尔德、文森特· V·瑟斯比（编）：《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特劳斯得出了西方的普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哲学这一特殊学科的危机这一惊世骇俗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