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理念萌芽于春秋战国，成型于汉代，大一统的具体内涵可以归纳为“反对诸侯分裂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将全国思想统一于孔子儒学”①。自汉代起，中国就建立了以宗法制家国为主体结构、以郡县制为治理体制、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华式大一统国家。在其后数千年历史中，中国在大多数时期都维持了超大规模国家下的大一统结构，而且这种大一统结构在打破后往往能得以恢复重建。相比之下，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少数案例外，大多数超大规模的前现代帝国都没能在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下维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帝国崩溃后得以恢复重建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深刻地指出：“观察4世纪的世界历史，人们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国祚正长，而中华帝国则已然日暮途穷矣。……不过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马帝国却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入侵中原的胡人希望能代替汉人统治他们已经征服了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终于达成了目标，在5世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汉帝国，并最终在7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两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②正是历史上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体现了中国的国家韧性。这一国家韧性不仅塑造了我们今天的领土空间和族群构成，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文明从未中断的民族，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特质。针对这一重大现象，现有研究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特征、精英共享的儒家学说、统一的书写文字等角度出发，试图为中国的国家韧性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解释。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历代王朝在行政管理上的一项共同特征，就是对农业发展持续不断地推动。政府亲自参与到了安置流民、兴修水利的活动中来。而对农业发展重视不足，恰恰是罗马帝国陷入不幸的原因之一③。本文进一步探究了中国国家韧性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国家避免和防止自然灾害侵扰农业发展的荒政中解释中国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从中华文明成长的具体环境来看，人与自然灾害的抗争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国家针对各种自然灾害的预防、应对和处理的方式、政策与制度安排，被统称为荒政。现有荒政研究的主要关切在于对荒政具体措施的描述与评价，以及国家的政治、行政体系对于荒政的影响。关于荒政对早期国家形成与维系的作用却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军事—财政理论强调了战争在西方早期现代国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④。同样作为中国历代王朝财政支出占比高、人力投入大、国家又高度重视的重大事项，荒政对中国王朝国家的构建、维系和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却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图从荒政与大一统国家的关系出发，揭示荒政在大一统国家巩固与恢复重建上的关联机制，为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自然灾害、荒政与大一统国家 中华国家兴起于大河之滨，主要核心区域又受到太平洋季风的影响。大河的灌溉之利与季风气候下的雨热同期帮助古代中国创造了农耕文明时期人类的发展高峰。前工业时代的农业发展极为依赖良好的水土条件，季风与大河滋润着文明的发展，气候与水文的变化无常则给中华大地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蝗、地震、瘟疫等，其中水旱灾害尤为高发。根据灾害研究专家邓云特的考察：“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时间，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⑤在具体发生频次上，根据邓云特的统计，“从汉立国以后计算，即从公元前206年起计算，到1936年止，共计2142年，这时期灾害总数已达5150次，平均每四个月强便有一次”⑥。而这也仅仅是根据可考的有限史料所做的统计。可以说，几千年来，我国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和自然灾害的抗争之中。我国古代自然灾害不仅发生的频次高而且强度也高。自然灾害的发生经常给受灾地区造成严重的人口损失，并对社会秩序造成强烈的冲击。不论水旱震蝗疫，自然灾害常常造成粮食危机，在关于自然灾害的描述中经常能看见“饿殍遍野”乃至“人相食”这样的词汇。根据统计，自公元前180年到1949年间，造成死亡人数超过万人的自然灾害就有近230次之多⑦。在1875-1878年中国北方的旱灾及其后的瘟疫中，至少有一千万人死亡，几千万人逃亡，受灾最严重的山西省人口净减三分之一以上⑧。一场大灾荒所造成的经济和人口损失完全不亚于一场战争。在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课题。 荒政是国家防灾救灾措施的统称，中国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荒政。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创世神话之一。备荒救灾既是历代王朝施仁政的重要内容，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道德义务。历代王朝的诸多制度如礼仪、祭祀、财政、法律都与荒政息息相关。《左传》甚至总结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统治者向自然求福消灾与军国大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乾隆更是多次强调“赈恤一事，乃地方大吏第一要务”⑨。农耕经济占主体的古代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面对自然灾害有天然的脆弱性。自然灾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对统治者造成了直接的政治压力。“对中国来说，放弃维护生态状况而同时又要维持帝国体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根本不可能的”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