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渗透与农民回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军亚、王琦,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国家与农民社会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结构中的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将集体化时期以地方干部为代表的国家行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置于“渗透—回应”的既定结构之中进行分析。处于既定结构中的地方干部和农民,通过发挥其行为的能动性,在不改变渗透—回应的既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变刚性的政策执行为弹性的政策适应性,为国家渗透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提供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既是国家意志进入乡村社会,建构国家现代性的过程,也是运用乡土社会的逻辑,发挥其体制和意志能动性,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建构的过程。结构中的行为主义视角,既弥合了以往研究中的分歧,也为认识国家和农民关系提供了依据。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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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集体化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既有研究往往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无限渗透与控制,代表性成果如国家取代社会的“极权国家”模式和国家渗透社会的“全能主义”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国家是否无限渗透社会,许慧文和萧凤霞的研究产生了分歧和争议。许慧文认为,基层干部扮演了地方利益保护者的角色,其行为阻碍了国家渗透;萧凤霞与此相反,认为恰恰是地方干部帮助国家完成了对地方社会的渗透和改造,因为地方干部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代理人。同样关注地方干部的行为及其对国家渗透的影响,二者分析均得到了经验事实的支持,却得出迥然相异的结论,究其原因,实是在于各自认识视角的差异。许慧文看到了地方干部在国家渗透中的变通性作用,萧凤霞更强调国家体制结构对地方干部行为的规制。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结构中的行为主义分析框架,将集体化时期地方干部和农民的行为置于“渗透—回应”的既定体制结构中进行分析,既关注结构对行为的制约,也关注行为对结构的影响。本文认为,处于既定结构中的地方干部和农民,通过发挥其行为的能动性,在不改变渗透结构性质的情况下,变刚性的政策执行为弹性的政策适应性,从而为国家渗透的有限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支撑。这一分析框架既弥合了以往研究中的分歧,也为认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一、已有的研究结论及其分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在诸多西方学者既有的中国研究中,均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家时期,国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全面进入并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二者关系的研究,最具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即国家覆盖并取代社会的“极权国家”模式和国家渗透社会的“全能主义”模式。

       “极权主义”模式源于阿伦特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和苏联政体的分析,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后被西方学者从对苏联的已有研究成果中拿来,用于解释成立初期的新中国。“极权主义”是一个具有价值隐含性的概念,作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对立面,它的内涵也缺乏清晰界定。根据弗里德里希在其《极权主义的专制和独裁》中的概括,极权主义政体具有这样一些要素: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坚持该意识形态的单一政党、充分发展的秘密警察。吉登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补充:大规模的通讯垄断、军事控制和对一切组织的垄断和控制①。在极权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高度一体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国家吞噬社会的结果。吉登斯这样表述极权主义政体,“存在一个全面渗透的国家,民众的需要和愿望被置于武断专横的国家权威当局的政策之下”②。

       20世纪80年代初,邹谠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变化,提出了全能主义概念。他认为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同,极权主义将政体类型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混为一谈。在同样的政体类型下,国家与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关系形态。全能主义是“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③。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国家与社会的实践关系可以出现调整,集体化时期国家无限制控制社会的状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了变化。

       “极权主义”的概念带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它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全能主义更直接地关联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但这一叙事的出发点和根本前提,仍然在于对国家替代社会的强调,差别在于全能主义考虑到了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对中国社会更多的了解,关于集体化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更多有影响力的解释。一类以戴慕珍和许慧文为代表。二者均认为,由于地方干部的行为,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是有限的。戴慕珍用“庇护主义”解释集体化时期乡村干部的行为。她认为,在公社制度下,基层干部拥有部分资源和分配机会的控制权,普通农民为了获得这种资源,便通过个人化的、策略性的手段,与基层干部之间形成庇护—依附关系。因为“精英对机会、商品等诸多其他资源具有垄断分配的权力,非精英依赖于精英的分配”④。许慧文对集体时期国家渗透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但与戴慕珍的诠释路径不同。在其《国家的触角》一书中,她认为,集体化时期的乡村干部扮演了地方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使得国家政策的推进遭到抵制或扭曲。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乡村传统上就是一种“蜂窝状”结构。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和农业自给自足政策的推进及户籍相关制度的实施,更加强化了高度自足和相互孤立的村庄结构。这意味着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是有限的,远没有极权主义所宣称的那么绝对和强大。

       另外一类视角以萧凤霞为代表,从集体化时期国家对乡村渗透的体制结构进行分析,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萧凤霞在《华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书里,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乡村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她认为,集体化时期,国家通过整套政治行政机器取代了传统时期层层叠叠的“民间”社会,进而成功地把繁复的乡村共同体转变成单一的官僚细胞。人的行为无法摆脱国家权力结构的制约。处于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乡村干部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帮助国家成功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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