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政治人类学自1940年问世以来，已经走过了60年历程。在这60年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范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方法也随之不同，但政治人类学始终保持了其固有的基本特征。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日趋成熟，引起其他众多相关学科的侧目。在我国，从80年代后期开始才出现对这门学科的简单介绍。其实，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我国开展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都十分必要。（注：董建辉，2000a，第52页。）追溯西方政治人类学6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一般性特征，对于在人类学本土化实践过程中拓展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促进我国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60年代以前 政治人类学是从19世纪末研究政治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政治人类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由于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者把政治视为社会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主张政治组织随着社会整体的演化而渐趋复杂化，重点考察国家的形成过程或国家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亨利·梅因和美国的摩尔根。其中尤以摩尔根的思想更为突出，它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演化的观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初，进化论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抨击，焦点之一是进化论者将社会的进化发展看得过于简单了。它把所发现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变异形态统统放入进化论的分类框架中去加以思考。以后的进化论者不再在国家社会的演化问题上坚持单一的因果论模式，而是转向综合考虑诸如人口、环境、技术、灌溉和认知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引进像正反馈、负反馈、原动力、系统论等其他学科的概念，如卡尼亚罗、魏特夫、博斯勒普、塞维斯等人的观点。但是，对政治社会发展诸阶段的演化模式的探讨，此后一直未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流。 福蒂斯(M.Forte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于1940年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所提出的针对政治制度的新型分类，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他们受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侧重研究政治制度的结构及其在社会体系中所起的作用，进而把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制度划为一类，从而开启了人类学研究政治制度的分类之先河。然而对政治人类学来说，此种研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和政府产生之前的社会组织也视为政治制度的一种，并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考察，从而拓宽了政治研究的视野。也正是这一点把政治人类学与传统政治学区分开来，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 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奠定了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为研究部落社会及前国家社会的政治制度作出了贡献。他们通过对非洲政治制度的研究，揭示了在一些尚未产生国家政府的社会中，世系群和部落等社会组织（非正式政治组织）如何行使其政治功能，宗教和象征等文化因素又如何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起着类似权力的作用。但由于受结构功能学派的影响，他们都坚持认为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和谐的均衡系统，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对系统的平衡起着维护作用。他们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阐明，在缺乏正式政治组织和机构的社会中，各种冲突团体和利益团体是如何保持势力的平衡的，从而产生出一种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战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平衡理论遭到了质疑。在“重新思考人类学”的背景下，利奇(E.Leach)和格拉克曼(M.Gluckman)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改良”，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他们都强调，社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有机的平衡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社会内部同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利奇研究了缅甸上卡钦山地区的政治制度，他的研究表明，就仪式所表达的理想模式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均衡体系，而在具体的现实中，其内部又孕含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变迁。利奇的“动态平衡”理论第一次向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注：王筑生：“社会变迁与适应——中国的景颇与利奇的模式”，载于《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册），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第730页。）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影响，他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变迁解释为结构的外在表现（模式），从而回避了真实的历史运动、变迁和革新。 格拉克曼指出，功能主义把社会“机体”平衡理想化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社会中的矛盾关系。他认为，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内部群体倾向于裂变，并在裂变之后分别形成同盟，由跨群体的同盟吸收社会中的成员，对社会关系重新进行组合。因此可以说，社会是在冲突中获得统一的，或者说冲突是统一的表现。正是由于冲突的存在，才有助于维护政治系统的平衡。如果没有冲突和争执，社会团体彼此之间就会更加分散和孤立。（注：Gluckman,M.1963,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London:Cohen & West Press.）利奇和格拉克曼等“新结构论者”对矛盾和冲突的强调，是人类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紧张感和危机感的学术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