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6-0005-07 假如持续的、系统的学术分析是真实世界的重大意义的可靠指标，那么，国家真的已经碰到麻烦了。相反，假如国家在真实世界中的重大意义在持续的、系统的学术分析中得到了准确反映，那么，所有的政治分析家就都是国家理论家，而国家已经不可阻挡地消亡这一看法过去就应当被揭露为一个明白无误的无稽之谈。一边是理论家关于国家因全球化而不可阻挡地消亡这一权威的程式化说明，一边是国家的生命力得到延续的各种证据。的确，要是没有就常常是艰涩难懂的国家理论语言受过强化训练，还真体会不到两者的差距会有这么大。因为且不论修辞学，即便是最粗糙的资料堆砌也显示：被如此轻而易举地提出来的民族-国家危机没什么充分证据。由数据可见，从1960年至2000年，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的)最高水平，那些最开放的经济体的国家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而且，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支出与经济开放性和GDP的关联性都增强了。修辞学和现实之间的这种差距将会继续存在下去。无疑，这既显示了民众对当代国家理论缺乏兴趣，也显示了当代国家理论的理论贫困。 目前，对当代国家发展轨迹中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不断增多，全球化、区域化、后工业化，甚至是后现代化(不管它究竟指什么)，都曾经或正处于独领风骚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一点，对自由民主国家的当代特征缺乏持续的反思就变得尤其引人注目了。可这些实在太频繁的争论——就像在全球化争论中一样——几乎都排他性地集中在独立的变量上，因为正反双方相持不下的，不过是讨论中的解释性变量的范围和“本体”，以及迫使国家削减支出的机制可能已经被似是而非地归结于这种解释性变量的程度。但是，不管交锋多么激烈、多么迁延不绝，现实存在着的国家的发展轨迹自身在争论中却几乎是缺失的。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事态，可能预示了一种更广泛的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是国家自身的，那就肯定是我们关于国家的思考方式的。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本文关注的就是那些例外。这些例外中最重要的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的、看起来类似的两种说明。它们分别是菲力浦·切尼(Philip G.Cerny)对“竞争国家”的兴起的说明[1](P595-625)[2](P251-274)，以及鲍勃·雅索普对“熊彼特式的后民族国家的工作福利制政体”②——这种表述确实有点累赘——的突现的说明[3](P7-39)[4]。在对当代国家形式提供了积极的说明和描述的文献群中，这两种说明都是与众不同的。不仅如此，它们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认为战后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存在中断；它们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宣泄式的危机就是发生中断的那个时间点；以强调个案间的不同变化为条件，它们都强调在相同的时间点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及与其关联的国家政体存在相似性；它们都确认(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的消亡和(熊彼特式的)竞争国家的兴起；它们都确认经济改革存在巨大的外在压力，不过又都认为这种外在压力仅仅是引发政治变化和思想变化的有限力量；最终，对于当代政治经济关系的关键性特征变化，它们都提供了观察细致入微，但却概要、优雅而言简意赅的说明。 在这两种说明中，切尼的说明无疑相对简单一些。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因而在当代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领域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与雅索普详细阐述过的概念计划相比，它在精致程度、理论弹性和雄辩性上确实不够，不过，它的说明更容易理解，因此，它显然更适合成为我们接下来行文的出发点。 一、竞争国家和熊彼特式的后民族国家的工作福利国家 切尼的基本论点可以简述如下。如果说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占优势地位的民族-国家形式是“福利国家”，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语境中，这种国家政体就不再行得通了。它已经被竞争国家所取代，或者在某种语境中也可以说，正处于被竞争国家取代的过程中。福利国家最优先考虑的是通过“将经济生活的关键要素”与“市场力量”分离，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而竞争国家的首要战略则是“为了使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在国际的和跨国的条件下更具有竞争力地市场化”[2](P258，259)。社会福利的供给让位于已经察觉到的经济需要，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性增强所导致的激烈竞争已经揭示：福利国家是过去那个时代多多少少有些放纵的奢侈品。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时代，国家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本质上都易受到全球化操控的彻底的竞争力审查。正如切尼所解释的那样，“只有相应制定出适应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有效替代模式”，国家干预模式才是可行的，否则，“当世界市场证明它们在经济上效能低下时，均质化压力很可能会继续侵蚀那些不同的模式”[2](P251)。结果就是新的国家政体即竞争国家的出现，其大致特征可以描绘如下：(1)它的“盈余”本质(这当然是与之前的福利国家相比较而言的)；(2)从宏观经济干预模式向微观经济干预模式的转变；(3)努力提高弹性和对变化着的竞争条件的适应性应对水平；(4)“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灵符的内在化，及以通胀控制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5)(只有)通过进取、创新和收益率的积极外在化，间接提高福利[1(P9，598，612-613)[2](P260)。 尽管使用了部分相同的术语，不过，雅索普的说明与切尼的说明的相似性却是似是而非的。无论如何，两者看似“差之毫厘”，实际上却是“谬以千里”。《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到处都是警示、限定和有条件限制的论述，这些既将该书弄得有些凌乱，也提供了精细、精密和精确。正是它们使该书超越切尼的说明——因为简单而产生吸引力、但毕竟有些俗套的简约风格，更容易被理解。由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详细阐述雅索普的论题，不过将其不同的要点大致罗列如下却是不无裨益的。(1)对雅索普而言，使超越(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这种需要猛然呈现的，并不是全球化，而是(一般认为的)从福特制向作为附带调节模式的积累方式的后福特制的转变。(2)(“倾向性地”)取代凯恩斯式的福利民族国家(Keynesian welfare national state，以下简称KWNS)的熊彼特式的后国家的工作福利政体(Schumpeterian post-national workfare regime，以下简称SPWR)的突然出现，还依旧处于一种出现过程。(3)雅索普以相当长的篇幅详细地考察了KWNS和SPWR的可能的形式变化，在此过程中，他对偶然性的政治发展过程(如新自由主义)和导致SPWR突现的、更具有必然性的经济逻辑，进行了远比切尼清楚得多的区分。(4)与切尼不同，雅索普确实提到(虽然只是附带地)那种可能性，即：在当前语境(如突然出现的后福特制)中，SPWR的替代国家形式与资本扩大的再生产是相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