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十四届五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多次反复强调，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必须头脑清醒。同时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这个问题的适时提出和强调，既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又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文艺界引起了普遍、热烈的反响。许多报刊连续发表文章，重新掀起了一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它们不仅从理论上更深入地阐述了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要讲政治同样适用于文学艺术界；同时还从各个方面联系实际，指出了文艺界要讲政治、特别是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讲政治的重要性。 一个争论不已的话题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有密切的联系，还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前途。建国前后，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曾经就这一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从70年代末开始，我国文艺理论界对此又进行了更加广泛和热烈的争议。这次讨论最初由文艺是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开始，提出“必须为文艺正名”。后来又转入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的讨论，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提法，比提“为基础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都好。随后，这个讨论又延伸到文艺是不是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上。 郑伯农在《要讲政治，要重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一文中，回顾以往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时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不再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这一调整适应了新形势的需要，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正确对待党对文艺政策的这一调整。有人借着纠正过去在处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某些偏颇，宣扬文艺与政治的彻底分家。后来，就从非政治化发展到非意识化，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而疏远政治，非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并没有使文艺成为思想上的真空。“削弱、取消了社会主义思想，必然给各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提供了此退彼进的机遇。这些事实，这几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1期）这个概括和评价，不但符合关于这个问题多年来讨论的实际，同时也指明了重新关注这一问题的起因和必要性。 梁光弟在《文艺界也要讲政治》（《文艺报》1996年3月8日）的文章中也说：我们的文艺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不能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从总体上说，文艺脱离不了政治，躲避不了政治，这是中外古今文艺发展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文艺界要讲政治，特别是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讲政治。李伦在《中流》1996年第5期发表的《讲政治，要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中认为：新时期伊始，党总结历史的经验，不再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再以“为政治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工作者可以不讲政治，可以脱离政治。这又是非常显然的。事实上，近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如果服膺于所谓“淡化政治”、“远离政治”的虚伪口号，就会削弱乃至丧失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在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和“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和“自由”强加给我们的挑战面前丧失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就会在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中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违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连艺术生命也会越来越枯竭。所以，有必要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不要脱离政治，而一定要讲政治。当然，这绝不是要求所有文艺作品都只能表现政治斗争，不是要求文艺去简单地配合具体的政治工作或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显然，文艺界重新研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强调文艺也要讲政治，是对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作出更广泛也更深入地回顾和总结。 怎样理解“文艺也要讲政治” 从最近一段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来看，作者们对文艺如何讲政治有着自己的理解。有的是从整体上来把握文艺也要讲政治的内涵，有的则是从当前存在的问题从多方面提出文艺如何讲政治的具体做法与措施。例如，睿桓在《深入学习五中全会精神努力繁荣文艺创作》中写道：“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自觉维护，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要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对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实行正确的引导，充分发挥文艺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们审美趣味的功能，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同德，为实现五中全会绘制的宏伟蓝图努力奋斗。”（《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1期）郑伯农则从“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角度，提出文艺工作要以繁荣社会主义生产、特别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中心环节。同时，他又表示“重在建设”不等于取消一切思想斗争。一段时期以来，很大的教训就在于有些同志把“破”和“立”对立起来。削弱以至取消了必要的思想斗争。仿佛搞建设只能立不能破，甚至连批评与自我批评也不能多。盖房子还要“破土动工”，修铁路还要劈山打洞，搞爆破，怎么能取消一切“破”呢？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就是充满着竞争和斗争。在人民内部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谬误的思想斗争，也有两种思想体系的斗争。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对我们搞“思想渗透”，要以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瓦解我们，他们从未放弃过思想斗争。我们在斗争中要讲政治、讲方式方法，但取消斗争是不行的。许多人坚持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也有一些人把对立统一规律扔在一边了，用折衷主义、中庸之道来取代矛盾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回避矛盾，掩盖矛盾，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采取姑息、放任的态度。他们自以为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其实这正是助长了不稳定的因素。思想腐蚀是无形的，不一定都能“立竿见影”，但一点一点的腐蚀积累起来，就要造成巨大危害。江泽民同志说：“不警惕不斗争行吗？”这句话非常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