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形象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文学形象就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去掉了语言，形象也就不复存在。这就象绘画形象同线条与色彩的关系一样，去掉线条与色彩，画面上剩下的就只是一幅空白。语言渗透到了文学形象运动的整个过程。不仅内在的形象必须用语言传达出来，而且内在的形象本身也是以语言的形式在作家的头脑中构建的。但是语言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符号系统，一般认为它是普遍一般的、线性排列的、透明的，而形象则是具体特殊的、空间延展的、不透明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那么，这条鸿沟是如何填平的，从此岸过渡到彼岸的桥梁是什么？换句话说，在文学中，语言是如何构成形象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 一 黑格尔曾经指出：“诗人所给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名词，只是字，在字里个别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有普遍性的东西，因为字是从概念产生的，所以字就已带有普遍性。”[（1）]因此他认为，“我们要把我们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2）]语言是普遍一般的，形象是具体特殊的，这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第一个矛盾。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如朱立元认为，文学创作最大的困难，是用一般化抽象化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具体化特殊化的意象（即形象，引者），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内在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有五条：1、创造具体的语境，使一般、普遍的语词获得具体、特殊的意义。2、通过文学化的组成，复苏语符和感觉功能之间的潜在联系。3、从主体特定的情感、心境出发，赋予一般化的语词以独特具体的情感色彩。4、对一般、普遍的语词在时间流中作独特的排列组合，使之获得个别、具体意象的整合效果。5、有意识地创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偏离效应”，使一般化的语词具有超越常态意义——共相、普遍性的功能而指向非常独特的、个别的意义、意象与意境。[（3）]王元骧认为，语言是一种共义化了的符号体系，本身并不存在具体的感性涵义。普遍、抽象的语言为什么能表现感性具体的形象，这是文学研究中的一大难题。他主张从作家语言行为的角度入手探讨这一问题。这种语言行为也即现代语言所说的“言语”。语言的运用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在语言行为中，语词所表达的不仅是它本身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一种由特定语境所形成的个性涵义。涵义所反映的是在感性活动过程中，事物、对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对语词内容的一种主观体验。因此，语言虽然是抽象的、普遍的，但作者的语言行为即言语由于语境等的作用，却是具体的、形象的，渗透着个体体验的。用这种言语来塑造文学形象，自然不会有什么障碍。[（4）]这些观点都是富有启发性的。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它们都认为语言本身是抽象普遍的，只是在具体的运用中变得形象具体了。然而，如果语言本身没有具象的因素，它又怎么可能在运用中变得形象具体呢？如果仅仅是由外在的因素赋予语言某种具象性，那么它只能是偶然的、短暂的，无法胜任塑造形象的重任。 因此，我们认为，从普遍一般的语言通往具体特殊的形象之间的桥梁，还只能到语言自身去找。 在我们看来，语言并不是绝对一般与普遍的。它既有普遍一般的一面，又有具体特殊的一面。恩格斯在谈到数学中的抽象时说：“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粹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5）]列宁在谈到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时指出：“个别就是一般（……‘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6）]语言由词构成，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人们理解概念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在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指出，“正是诗首先使语言成为可能”，“语言的本质必得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他认为，语言最初与感觉尚未完全剥离，因此是诗的，而诗也就是早期人们言说的主要方式，因此语言就是诗，诗使语言构成意义。原始的语言总是同感觉与表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比如王元骧，在探讨语言为什么能创造形象这一问题时，他写道：“许多研究者都试图通过对原始语言中语词和表象紧密结合这一特点的研究，来证明语言与表象本来就是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性；这种天然的联系性由于作家思维的特点可以重新得到恢复。”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按照这一思路探讨下去，而是认为，“原始语言的这一特点，在根本上是由于当时人们抽象思维能力尚不发达，在他们头脑里，‘意识只是以心理映象的形式存在着’的缘故。”而“随着人类智力的逐步发展，对客观事物概括的能力不断提高，也使得语言逐渐摆脱了对感性映象的直接依赖，而发展为一种共义化的符号体系。”要在创作中恢复语词和表象的结合，“等于要求作家的思维重新恢复到原始状态中去”[（7）]。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随着人类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提高，人类的抽象概括能力的确越来越强。但关键在于，这并没有去掉语言具体特殊的一面。因为它的形成与接受的基础，仍然是具体感性的生活和个别的事物，不是要使作家的思维重新回复到“原始状态”，而是“表象”与“语词”并没有彻底地分开过。比如“房屋”这个词，它指的当然不是一所具体的房子，而是许许多多的房子的抽象。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始终是与个别的房子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每一个人在理解这个词的时候，在把握共义的前提下，又都有所不同。城市的人与农村的人的理解不一样，大人与小孩的理解不一样，古人与今人的理解不一样，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理解也不会一样。因为他们理解这个词所依据的生活经验不一样。换句话说，“房屋”虽然是一个共义性的符号，但它并没有完全割断它与个别事物的联系，在向人们显示它抽象普遍的一面的同时，它也向人们显示出其具象特殊的一面。没有后者，就很难说明，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于“房屋”的理解会有差别，“房屋”所唤起的具象也有不同。美国著名作家艾萨克·辛格在谈到自己由波兰迁移到美国的经历时，曾深有感触地说：“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迁移入境，这是一种危机。我有一种感受，觉得自己的语言就这样的白白丢掉了，头脑里的形象不见了，我所见到的成千上万的事情，我在波兰用意第绪语是叫不上名字来的。以地铁为例吧，我们在波兰没见过地铁，因此，我们的意第绪语中没有地铁的名称。可突然之间，我不得不跟地铁打交道了，还要跟区间列车和当地火车打交道，我的感受是，我丢失了自己的语言，也丧失了对周围事物的感觉。……所有这一切令人头痛，因此，有好几年我无法写作。”[（8）]这段引文常被人用作人类是通过语言把握世界的例证，它的另一层涵义却被人忽略了。辛格感到自己的语言丢掉了，头脑里的形象不见了，因为他突然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新的事情，一个新的感性世界。过去所掌握的语言与这个新的世界脱了节。一方面，过去的语言不能把握、描述这个新的世界，另一方面，眼前的世界也不再对过去的语言提供感性支持。过去的语言成为一堆干巴巴的符号。因此，他得了“失语症”。由此可见，普遍一般性和具体特殊性在语言中是并存的，同为语言的两个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