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二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历程，创作思潮已是几经转折，数番起伏，热闹非凡。整个新时期文学处于表现为一种综合的外来思潮影响之下，如古典的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缠在一起同时对创作起作用，有时很难分清主导符码。存在主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批评界公认的，但这种影响的事实根源如何，怎样开始与发展变化的？却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循着存在主义这单一的主线追索，概括其在新时期叙事文学中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三种形态：一、80年代早—上半期——写实阶段：基本保持传统写实的叙事文学特点，以张欣辛等为代表，以“梦残”为特征；二、80年代中期——荒诞阶段：以刘索拉、徐星等为起点，残雪等为终点；是从有“梦”有“魇”，到有“魇”无“梦”；三、80年代后期—90年代——重新回到叙事：以王朔等“痞子”文学与贾平凹的“《废都》意识”以及“新写实”为代表，其基本特征为存在主义的主体性与深沉的本体论湮没在伊壁鸠鲁和犬儒主义哲学之中，是为“无梦”也“无魇”的阶段。这是从顺时方面来看，虽然时间的间隔是很小的；从共时态来看，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又可以分出萨特式与海德格尔式的区别，前者与现代城市的喧嚣结合着，显示出存在的焦虑、孤独、烦躁，人际的阻隔、无以沟通，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不可知等；后者寻求与中国的本地文化的一种深层结合，特别与道家老庄哲学理想的共谋，表现为一种向自然乡土回归、对现代化现实逃离之“寻根”意识，或原始生命冲动意义的探求，如韩少功、阿城、张承志、张炜等。两者的这种区别在90年代以人文精神为焦点展开为一种文化选择上公开的对立和论争，其实质是在现代“物化”的焦虑中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与萨特式存在主义分别与老庄哲学以及伊壁鸠鲁和犬儒主义混合物之争，反映了古老的民族文化在现代浪潮冲击下的存在和发展之危机。存在主义对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就整体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光影”笼罩下的全景式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小说叙事文学以窥其一斑。 一 1984年，青年女作家张欣辛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简称《梦》）。故事说的是女主人公与一个自己讨厌的庸俗浅薄市侩式的邻居共占一个单元宿舍。后来，主人公发现他却是自己“青梅竹马”的童年伴侣和梦想，他曾在一次郊游中向她表示天真、纯情的无邪懵懂未开之爱意。小说发表后引起了一番轰动与争议。就《梦》的主题——失梦，寻梦——而言，其实是相当陈旧，或传统的，正如其标题所示——走出青春后对童年时代尚未觉醒的爱恋之梦的幻灭。而张欣辛的这部作品又改变了新时期以来创作潮流的基调，可以说奏出了第一个明显的“不协和音”。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学的基本主题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控诉极“左”的“伤痕”文学，或谓“反思”文学；二是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作品类型。封建主义为批判的交叉火力点。而《梦》却突破了以上两种模式，把批判的矛头引向了眼前的现实生活：一个在“物化”环境下的“此在”对自我实现之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幻灭。这种幻灭丝毫没有因为改革开放的沸腾的现实生活而减低，相反，这种情绪的生动体验恰恰是从主人公到农贸市场（作为改革“搞活”的新事物的标志）买菜为小说的开始：为了一分钱讨价还价——“走开一步，再回头，让步了……”。 作者又不是通过反映——再现现实的关系，以传统的写实手法揭露批判现实的，而是以主人公的心理体验，包括部分意识流手法，来表现主题。与现实灰暗的人生对比的正面的东西，在小说中被以每一小节的开头通过主人公给儿子讲的童话所安排。曾在“十七年”与“文革”中躲藏在“被遗忘的角落”里的，新时期重又找到自己“位置”，再“神圣化”的爱情主题，在这里表现为平板、无聊的“找对象”方式，给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蒙上一层“厌烦”的“恶心”的洛根丁式（萨特：《恶心》）体验出现： ……一张照片……。你看着这种照片只能感到无所不在的淡漠。在这一小块纸上的平面的人，会叫人联想到各种各样的重复，没有任何特别叫人注意的地方。这人是否真正存在着、呼吸着，……。 ……可是他突然来拉她的手！她想吐。（永远没法儿跟人说这种感觉） 这种洛根丁感觉，在主人公洗碗时被过细地描写： ……把剩菜捡出来。拿起一片肥肉准备扔掉时，不知怎的，她会一下子注意到那片肥肉的表面，注意到那些细微的凝固脂肪的结构。她瞧着，心里一阵恶心…… 在机械“复制”的时代，人作为所谓一次性不可重复的存在的独特性，在大量自己生产制造的照相式复制品中消失殆尽。在千篇一律单调暗哑的抽象重复之中，具体个体反倒既不能理解他（她）的邻“人”，也不能识识自己——人，竟成其自己所制造的“物”，在“物化”中失去自身。存在主义所强调的唯一的孤立的个体被物化形态的群体所漠视。这些哲学灵虚在写得过“实”的心理体验式叙事与抒情段落间显出“邯郸学步”的阶段特点。 二 关于存在主义的要义与影响到文学表现出的基本特征，总是要说“异化”，但是“异化”在哲学上十八世纪就提出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无不表现人的异化——人性被物性的扭曲，在商品拜物教下人的真正本质的丧失等等。问题在于古典的“异化——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的现代“异化——人道主义”的区别何在。集中说来是在理性与非理性，以及主客体——群体与个体关系上的不同。古典“异化”说以人道主义为正面的社会道德和美学理想的参照，批判现实的“非人”化，它的批判是在从标准或理想的人的范式出发，并以此为依归的封闭哲学体系之中。而存在主义则以孤立的个体“无家可归”状态向着“非人”永远地敞开（我称之为“泛异化”。）[①a] 随着改革的深入，“物化”现象也迅速发展，张欣辛在8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疯狂的君子兰》中，已经把批判的矛头转向眼前现实的“物化”。而《梦》更进一步着眼”这个充满了物跟物的世界”。在农贸市场的交易同小商贩讨价还价时，主人公体验到“说不出来的沮丧感，很小，让他赚了一分钱！……不过晚饭齐了！”这种失落正是“物化”现实下的体验。作者在这种心理体验中提出了“非悲剧”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