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题的导入 马克思主义美学区别于他种美学体系的质的规定性是：隶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受制约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这一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见著于《共产党宣言》，最终以严密的科学逻辑体系确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思想，成为我们研究美学、文艺学的性质与意义的理论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谁若漠视马克思这一论断，或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信奉者。 但马克思并非孤立地考察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两者的关系。他强调：“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即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从特殊的历史形式中，来考察物质生产活动。如若“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18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伏尔泰写《亨利亚特》之所以成为莱辛嘲笑的对象，原因就在于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例如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这一历史形式，而仅从18世纪科技生产力超越古希腊时代这一简单的生产形态对比、类推，产生以新的史诗《亨利亚特》代替《伊利亚特》的“幻想”。在马克思看来，伏尔泰的失误是来自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的见解”。 脱离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关系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曾一度风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至使晚年的恩格斯不得不在他的多封通信中力图扭转这一偏误。例如，1890年，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经济因素决非“历史过程”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不能简单、机械地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划上等号，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所论定的。由此，我们方可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在确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的基点上，又从另一侧向提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论题。（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而对于这一论题的研究，则涉及到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等根本问题，从而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二 已有的三种看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对此，国内学术界（特别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美学教学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解读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马克思探讨这一问题，目的还是要指出艺术最终必然受物质生产的制约”，“马克思强调的是，艺术的一定繁荣期能创造出一种对后人说来高不可及的艺术形式，可当时的物质生产较之以后可能相当落后，待到后来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提高了，整个艺术生产也前进了，那种划时代的、古典的艺术形式反而创造不出来了。”（注：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这种看法仍把“不平衡性”问题归结于单一的物质生产的制约。其论证逻辑是，一定物质生产水平上只能产生与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其中包括一些对后人来说是高不可及的）；当物质生产水平变化了，那些艺术形式再也无法创造出来了。如随着火药、铅弹、活字盘、印刷机这些现代器械的出现，代替了弓箭、刀枪及口头语言的传达等，产生古代歌谣、传说、史诗等必要条件便消失了，这些艺术形式也就渐之消亡。在这个向度上，论者是对的。但正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论者没有对马克思所强调的“困难”作出正面的回答，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其论析的不完满。 第二种看法侧重于从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来分析“不平衡性”问题。他们主张社会结构系统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四个层次构成，这四个层次从不同侧面、以“合力”形式作用于艺术，由于各种作用力不均等，便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必然的，是规律；其二者不相适应，是偶然的，是现象。因此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也属于偶然的现象。“相适应的内在本质，不平衡的表现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一般发展’的不平衡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发展论。”（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列文论导读》，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这种看法，虽然论析的途径不同，但得出的结论与第一种是相近的。即“不平衡性”属于现象、表现形式，是偶然的，它归根结底仍服从于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一必然的规律。同样，他们也回避了这一论题的关键点——对马克思强调的“困难”问题的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