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初，我应台湾同行的邀请赴宝岛作短期学术交流。台湾的一些教授和比较文学界的同仁十分关心钱钟书先生的近况，问及我。我全然不知钱先生“缠绵病榻已四经寒暑”，（注：王水照：《记忆的碎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只好道听途说地回答：钱先生身体不好，已住院，听说手抖早已不能写字了。闻者皆而现忧色，我却不以为然，觉得先生年事已高，因身体不适而住院在所难免，不日当完全康复。当时不曾作其他想。岂料，在返回大陆途中，噩耗传来：钱先生已驾鹤西去，不禁愕然！ 到家后翻检珍藏的钱先生赐复的两封信，披阅再三，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82年初，我到中文系准备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做的是“启蒙工作，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启蒙”。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读到李达三（J.Deency）先生的文章，大意谓曾到北京拜访过钱先生且与之通信，钱曾说中国何来比较文学？（或：中国从无比较文学，原文记不清了）我感到十分诧异。当时正在写讲稿，追溯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比较文学的存在是在其名词创立之先。远在“世界文学”这一口号提出之前，远在比较文学的种种定义和各派诸家学说出现之前，其原理与方法就已存在于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妨以今天的认识，运用今天加以系统化的、有意识的理论与方法，去探索、追溯中国古籍、文论中有比较意义的素材或成分。以今天的定义来看，中国较早地同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一些国家有了接触与交往，中国文献中肯定会有论述与记载涉及比较文学的因素。钱先生是我素来崇敬的大学者，记得当年读他的《通感》时，其研究方法与学贯中西令我震惊不已！以后又读到《诗可以怨》等等，在我心目中，钱先生是一位比较文学方面的泰斗巨擘，现在他说中国从无比较文学，这该如何是好？无处解惑。踌躇再三，还是斗胆给先生写封信吧。信写好了，如何落款？一个无名后学，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冒昧唐突，干脆执弟子礼吧。于是在姓名之前署上“学生”二字。没曾想，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康华同志： 奉到来信，十分惭愧。我一向只把“比较文学”作为自己研究文学时运用的方法之一，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洋人著作和通信里往往把我推重过分，我不敢冒牌，所以我答复Deeney先生的信用了开顽笑的语气来否认，主要是请他别算我进去，没想到他会发表，不知道译文是否达出。请你不要太认真去捉摸揣摩。不过，广义地说起来，假如严复、林纾等的言论算得是“比较文学”的“萌芽”，那末，这种“萌芽”在唐代已有了（讲到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北大的《国外文学》将发表我的一篇文章，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晚清时“比较文学”的资料。因来函说亟盼我回信，故抽空草草奉复。言之不详，请原谅。“学生”谦称，万万不敢当！专致敬礼！ 钱钟书 四月四日夜 很难形容我收到钱先生复信时喜悦、激动的心情！以“欣喜若狂”四字概括毫不过分。它不仅解了惑，更令人感动的是钱先生那种“旷兮若其谷”的谦虚精神！ “将发表的文章”是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我赶紧找来读了。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下，我又大胆写了第二封信求教。现在回忆，内容大致是读了该文章的心得体会，列举中国古籍中的一些比较文学的所谓“因素”，提到了刘勰《文心雕龙》所受佛经影响等等。我在信中还表达了对杨绛先生译笔的仰慕，认为杨先生的译作乃译界精品，师法其译笔是我毕生的追求。兴奋之余，竟不知深浅，把与人合译的一本《旁观者随笔》（译文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寄给了钱先生。那不过是当时叛逃到西方的一个苏联作家写的东西，行文故意模仿西方的意识流，多少页之后才有个句点。（我至今后悔寄这本拙劣的译作污了先生耳目！）不久就又收到钱先生的第二封信： 康华同志：奉到来信及大译，谢谢，必当细读。旧作英语文字，去岁曾由李达三君赠送一分，少年胡写，颇怕重看，搁置未理会。佛经翻译乃为比较文学提供资料，非即比较文学；创作受外来影响与研究或附会此种外来影响，似不宜混为一谈。来书所举例似始见段成式酉阳杂俎，正是唐时人取六朝小说进行比较（附）文学之研究，六朝人虽受魏晋译经影响，只有文学，初无比较（附）。刘勰信佛校经，而雕龙中撇开修多罗不论，可以见矣。匆复即致敬礼！ 钱钟书 四月廿五日 一位经常亲聆钱先生教诲的门生写道：“钱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学者，但又谦逊宽容，具有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宽广襟怀。他与素不相识的后生晚辈进行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注：王永照：《记忆的碎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钱先生赐复的这两封信，我想，完全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和明证。“旧作英语文字”仍指北大《国外文学》发表的那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后来编入《七缀集》。我们读到了钱先生的“注”：“这是我35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断。张隆溪同志找到了，建议译为中文。我就根据原来的大意重新写。……这是改定本。”（注：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42页。）据我所知， 这篇文章是张隆溪在李达三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访学时发现的，故信中有“去岁曾由李达三君赠送一分”之语。遗憾的是当年钱先生“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不知何故只剩下片断。从前一封信中所说“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晚清时‘比较文学’的资料”来推断，可能是西学东渐的资料，“小书”未竟，这可真是比较文学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片断竟成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