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起，“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为中国人文学者和文化界谈论得越来越多的一个概念。这当然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内改革开放的需要都联系在一起。尽管西方人谈论的“全球化”多是指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文化扩张，但在中国，人们大半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的对话、交流和合作，因此也意味着中国更加开放和发展。这种看法似乎是人们对“全球化”这种文化形势的基本期待。在这样的期待视野中，“全球化”基本上与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属于同范围的观念，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目标和价值需要，或者通俗地说，应当算是一件好事。 然而至少就文学的发展而言，全球化能否简单地被理解为一种价值需要、被当作一件“好事”，却是大有疑问的。当人们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目标和价值需要时，心目中浮现出的很可能是歌德的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注：《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毫无疑问是他所认为的文学发展的目标，是一种价值需要。“世界文学”之所以在他看来能够成为文学发展的目标，是因为他相信不同文化中的文学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注：《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2页。）同时他认为在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学之上，还有更高的、普适的典范，就是古希腊文学。因此，歌德所谓的“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不同民族走向共同理想的文学。歌德的“世界文学”预言不能说完全没有实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其他文化的交流和影响，甚至看到了歌德心目中的古典审美理想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许多文化精英。但这是否就是当今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呢？ 歌德谈论“世界文学”是在1827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他看到西方文化正在向其他文化的地域推进，他从这种推进中联想到的是由理性、科学和古典美构织成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文化。然而，此后近两个世纪的文化发展并不如歌德所预料。事实证明，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肯定是实现不了的。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西方似乎要通过帝国主义建立起殖民化的乌托邦，但两次世界大战将这一可能也粉碎了。首先是斯宾格勒所描画的《西方的没落》打破了西方式乌托邦的神话，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享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赛义德的《东方学》等书一步步地揭示出20世纪全球关系的特点，这就是从西方对全球的殖民化造成的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逐步演变成的全球冲突和对抗。换句话说，“全球化”固然意味着全球经济、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但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背景却是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全球冲突和对抗。歌德的世界，是从前殖民到殖民化的时代，西方文化在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同化、征服或控制了其他文化，由此形成的世界格局本质上是一元性的。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元性上的文学乌托邦。但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和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一元化世界格局被三个世界的冲突对抗格局所代替，歌德式的文学乌托邦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与歌德的理想不同，今天的全球化不再是全球乌托邦，而是全球对抗的逻辑结果。即使是西方资本所憧憬的跨国公司的全球霸权，也不是一元性的统治，而是通过股权、技术、资源和市场的交叉渗透而形成的全球交流网络。在这个交流网络的统一性背后还是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冲突。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到文化交流沟通与文化冲突之间的复杂关系。简言之，当代中国文学问题不是一个民族文学的问题，而是由“全球”和“本土”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的隐藏在文学背后的文化关系问题。 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之后不到二十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大门的同时，便已宣告了作为独立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学发展的终结，中国将从此融入世界性的文学活动中。体现出这种世界化要求的第一个重要的文学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已开始了这一进程。诗界革命的思想根据是“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古典文学出版社《人境庐诗草笺注》卷首。）；小说界革命的理由是中国传统小说教人愚昧、势利、柔弱、无法无天，“陷溺人群”（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华书局《饮冰室全集》论说文类。）。换句话说，诗的问题是传统的诗歌不再能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小说的问题是旧小说表现的落后的趣味与观念。总之都是把文学问题放进了一个一元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历史的进步与落后来评判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一元论的历史发展观无疑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到了新文化运动，就更明确地以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为先进，以中国传统的文言文学、山林文学、贵族文学为落后，寻求一种与西方文化发展状况相参照的中国新文学。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文学当然属于一元的“世界文学”范畴。 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新的文化精英。从这一代人对文学和整个文化发展的要求来讲，从一元论的文学发展趋势来看，这些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新文化、新文学，应当是体现了文化和文学发展的进步方向，因而似乎理所当然地将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主流。然而历史事实却比这样一种愿望要复杂得多。新文化运动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毛泽东对这些文化精英们提出了批评： 文艺工作者对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8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