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是近几年来国内知识界较为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在文化研究和文化反思中，一些论者把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看作是激进主义主导的结果，或批判和谴责，或解释有理。对此，又有论者极其重视分析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指出有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特征的批判激进主义，“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冲击和消解作用不容忽视”。事实上，批判激进主义已经不仅限于学术层面，还涉及到政治思想层面。对于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文化研究，我们要加以重视，并进行认真的研究。现将有关文章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批判激进主义的兴起 《东方》1994年第1期，《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陈晓明），认为“八十年代以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而宣告终结，它令人震惊而发人深省，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个历史事件构成大部分中国学人思考的出发点。……由反省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导向反省八十年代的思潮学风，进而重新审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这种反省显然具有历史批判和学理探求的双重意义。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存在一股强烈的激进主义潮流，它左右着历史进程并总是在某些转折关头把历史推向灾难的境地——这样一种历史共识很快转化成学理上的默契。” 《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方克立）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出现强调本民族文化传统、提倡复兴儒学、否定革命、疏离和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有些甚至是国内外互相配合的。如李泽厚说：‘现在海外也好，海内也好，都是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再认识。’这是确实的。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过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这篇演说在海内外均造成较大影响，以后谴责激进主义、呼唤保守主义逐渐形成一股潮流。1992年4月，有人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撰文与余英时商榷，接着余又发表《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二十一世纪》杂志就此展开了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讨论，先后发表了近十位海内外学者的文章，主调就是批判激进主义。这一时期港台、海外的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批判激进主义、表扬保守主义的文章。大约一年以后，同类文章开始在中国大陆的报刊上出现。在有些文章中，批判激进主义已不仅是一种文化反省，而且成为政治声讨，成为要求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强烈的呼声。” 二、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评估 《东方》1994年第5期，《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上），李泽厚说：“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光明日报》1996年3月12日，《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发表了金冲及、胡绳武、林华国就中国近代史上革命和改良的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在近代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试图走改良的道路，但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特权，不愿意进行真正的改良，因此，这条路走不通。辛亥革命不是靠革命党的煽动才发生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是清政府腐败统治的必然结果。导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原因不是因为推翻了清朝皇帝，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为新中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没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没有无数革命者的流血牺牲，特别是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今天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笼统地特别是不顾客观历史事实主观地宣称“改良比革命好”、“要改良不要革命”，不仅是简单化，而且是历史唯心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王元化），认为进化论在我国是一种主导思想。“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我这几年的反思之一……过去我并未接触这方面，相反，对激进主义倒是取同情态度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伟大的科学学说，都会影响到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把达尔文和马克思并列，予以崇高的评价。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更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具有共同性观点。在本世纪，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波及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进化论在我国就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进化论，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新旧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所以谈论旧的就是回归，批评新的就是落后。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