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23日，青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什么是作者？》的著名演讲。①这次演讲可被视作福柯试图回应公众对《词与物》(Les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重重质疑的进一步努力。不过，我们将在这次演讲中看到，福柯总是以反击式的思考使问题域变得更加复杂和深不可测。这一次，他干脆宣布了那个作为沙滩面容的现代人之写作主体的消失：“作者的消失——自马拉美以来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停步的事件(La disparition de I'auteur，qui depuis Mallarmé est un événement qui ne cesse pas)。”②不是作者肉身的死亡，而是他在话语方式中的不在场。 一 作者在何种意义上不在场？ 一上讲台，青年福柯就开始调侃法国哲学学会的学术正统样态。他说，到你们这里讲话，通常必须“提交一个工程结束的成果(résultat de travaux déjà achevés)”，这是指完成的学术论文或有具体结论的成果报告，“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提交给你们的却是一个很不成型的东西”。③依我的理解，这是他走向《认知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话语事件说的第二次预备性思考。第一次就是《科学考古学》(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1968)一文。福柯声称，要进入他的这个新的很不成型的研究计划，还必须具备两个新的构境点：一是思想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s)，二是话语存在方式的不在场性(absence)。不确定性是福柯哲学之思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哲学方法论构境总是在消解自己中发生改变，一生皆如此；不在场性(缺席)是拉康的本体论原则，福柯在此引用这个概念是要引出他自己想说明的一个爆炸性观点：在实际的写作活动中，作者是不在场的！在青年福柯看来，在写作中，作者总是在不断地消失；在文本中，谁在说话恰恰无关紧要；在签名中，名字不再指向作者，而不过是话语簇的一种表征。福柯总是语不惊人誓不休。 我想，当青年福柯以这个思路开讲时，他一定预知台下听众听到自己这番怪论后会怀疑，这里所指认的这个写作的人或作为作者的主体的不在场是否显得过于做作和矫情？所以，他马上作了一个缓冲的解释。青年福柯说，直到现在，至少就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他在自己著作中发生的作用来看，比如像在《词与物》一书中，“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这首先归因于自己的粗心。先检讨自己，这的确是一个退一步再行跃起的好姿势。并且，这也是福柯难得出现的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这种内省却是为了引出更惊人的思想爆裂。 青年福柯以自己的具体文本《词与物》为例剖析道： 在我的《词与物》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nappes discursives)的动词簇(masses verbales)，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缺失了作者及其作品的视点(point d'ouvrages ou d'écrivains)；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noms d'auteurs)。当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李嘉图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在使他们的名字歧义地发生作用。④ 根据《词与物》一书的逻辑，如果在话语塑形层面以多重être发生作用的“动词簇”(在《词与物》中被称之为认识型)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制约结构，那么，这一话语塑形方式的在场恰恰是在一切文本和一个具体的作者之外。所有文本的词语被组织构序，都只是这种话语塑形方式的布展和具象化实现。在这个另类的话语实践构境层中，一个有姓名的作者并不能替代或充当话语塑形方式(认识型)的直接肉身。恰恰是在《词与物》的讨论中，青年福柯自己“并无意于对布封或是马克思作出描述，也无意于复述他们的观点陈述或言下之意；简单地说，我只是要赋形于(avaient formé)他们作品中某些概念或理论整体(d'ensembles théoriques)的那些规则(règles)”⑤。通俗地说，就是要找到认识型。然而，有的时候，福柯却让有姓名的作者直接顶替了“认识型”的在场。在此，福柯承认自己的论说中存在漏洞，这个漏洞或思考盲区恰恰就是作者的在场问题。青年福柯甚至认为，直到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⑥这显然已经不是在数落自己，而是在敲打遍及现实的整个学术思想域了。我们能看出，这是在进一步认证他所提出的“作者何为”问题的合法性。为此，他还反讽式地引用法国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话：“谁在说话重要吗？(Qu'importe qui parle?)”⑦ 在言说中，在写作中，那个有名字的谁，真的在场吗？青年福柯此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真相是，不是作者在说在写，而是话语让他说和写。作者总是看起来在场，那个肉身在现场演讲，那个文本真是他写下的，然而其实却真的不在场。当然，对这一耸人听闻的宣判，福柯需要通过多重关系的颠倒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