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心现代诗的出路问题的人可能不少，而且此问题已反复提起有年了，在中国如此，在不少的外国也如此。外国有种种关于“诗歌的死亡”的怀疑或假设，这里不必作详细介绍，因为我们对于自己新诗的发展情势将体会得更真切。许多作家，甚至一般读书识字的人，年青时热衷于写新诗，后来成熟一些便放弃了这种爱好；不独不屑为之，甚至不屑读之，也不是没有。当然，矢志不移，终生为繁荣现代诗歌而努力的仁人志士也存在。但不管怎样，在这一艺术领域中作出成绩者，远比其它领域少。举个熟悉的例子说吧，徐志摩大概可以称为中国现代的“诗仙”，他的诗写得很俊逸：不拘形式，却有形式感，本意不在于说教，却也不流于淫逸或狂野，从中是可以体味到一些诗的“自由”。他在二十四岁之后才有一个时期爆发“山洪”般的诗情。即使这样，他在那个短期内写出的很多东西，后来都不能令他满意，只当作自己的“教训”而已；直到二十六、七岁以后，他才用两年左右时间写成了《志摩的诗》中的那些成熟之作。此后，他更举步维艰了，总感到在诗的技巧上还是“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而且末了甚至也“枯窘”和“销沉”到完全失去“诗的兴味”的地步。（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从多方面情况来看，相对于年岁而言，时代环境和社会风尚与一个诗人创作的盛衰关系更大。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推动下，各国都出现一批以“激情的自然流露”而名世的浪漫诗，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对于此道常常有惊人的表现。我国的新诗体主要是在外国影响下产生的，而初期接触较多的又是外国的那些浪漫诗，因此，配合“五四”时代的狂飙，确实也出现了象郭沫若、徐志摩那样一批杰出的青年诗人。但是，二十世纪毕竟不是浪漫主义文学高奏凯歌的世纪。我国的情况虽然比西方特殊一些，浪漫诗也不可能一路发达下来；在时代的基本趋势和外国其他诗歌流派影响下，中国新诗必然要发生各种转向，可以说流离辗转至今尚未产生十分定型的一些突出风格。也许人们对于浪漫主义时代的诗歌风格印象较深一些，同时这种风格又常与一些青年才俊联系在一起，因此较普遍地认为：诗是青年人的专利。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上的作用是会给予年青诗人相当大的推动力，同时也会减轻一些年长诗人因未能拿出更令人满意的作品而产生的内心负疚。然而，自信心的提高对于产生浪漫诗固然有利，却未必对于产生现代诗也有那么大的帮助；自信心的降落却要浇熄一切创作的热情。现代诗虽无定式，但据它的祖师爷T.S.艾略特的意见：还是要提倡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又因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肇始于象征主义运动，不少现代诗与象征诗是孪生姐妹，一般人对它们往往不加区别，也难以区别——照此繁复的情景审度下去，现代诗与浪漫诗最为疏远，而与古典诗和象征诗更为接近一些；后两者更多是经验和技巧的结晶，一般来说，文苑老手较于新葩更擅长于此道。经过长期生活和艺术磨练的年长诗人，如果误认为自己“已过写诗的年岁”，不在百尺竿头更上一尺，岂不可惜？现代诗之所以在我国尚处于相当低的发展水平，主要原因不在于缺乏代代相生的“才人”，而是，除了从文言变换为白话语体还为时不长这一历史因素之外，应该说与受到外国现代诗坛相当混乱的情势的影响关系甚大。 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代诗的通病是“散文化倾向”。所谓“倾向”就是由渐入著，常人不以为病，只当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而已。现在提出来探讨，我的本意既非与现代诗过不去，更不是要讥嘲年青人的热情和不可或缺的稚气或“童心”。真正称得上诗的“散文化”的推动者，恐怕离现在的年青人至少有三、五代之远了。有人甚至认为，自从莎士比亚等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诗剧作者采用“无韵诗”的形式以来，就已经开始诗的“散文化倾向”了。这是不确切的，因为“无韵诗”有很严格的抑扬格五音步诗行；诗的韵律以有规律的节奏为主要特征，脚韵之有无，倒是其次的。如果说人们以美国民主主义的浪漫派诗人惠特曼的自由诗为榜样而开启了诗的“散文化倾向”之端，而后美英“意象主义”的新诗运动（略早于我国新诗运动三五年）又使之恶性发展，或许不无道理：没有榜样的力量，没有一些运动，任何倾向也形成不了。但是，往者不可追。况且，历史总是有它必然律的。我们只能叩问：这种倾向是否还应该让它继续下去？我们还应该去效法或推动它吗？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诗的“散文化倾向”？并非自由诗都代表这种倾向。自由体的诗各国古往今来都会出现，而且不乏杰作，如我国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两行一变五言诗句式，近于赋体，通篇不用韵。西方不少自由诗也用韵，只是节奏自由一些。惠特曼的不少自由诗更接近于口语节奏，与他对纯朴、自然因素的追求和“平民化”思想还是合拍的，而且形式上清新、奔放，因此赢得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应该说他有些诗只能算作散文诗，称之散文的“诗化”最妙，称之诗的“散文化”便带些贬义，划入散文类无损其价值，而勉强按现代诗最基本的分行形式排列，倒会破坏其固有的自然、连贯的韵味。中外产生过不少意蕴深长、音节和美的散文诗，令人激赏不已，因为它兼具两者之美。但是，它们涵盖不了诗的全体功能，因此从来也没有取代过诗。而另一种“散文化”，即近于意象派诗的那种“散文化”，却有一定的危险性。它不具有散文的逻辑性，因此只能按诗行排列；却又缺乏诗的节奏感和精粹性，就是饱读诗书之士，从那散漫的、期期艾艾的语句中，也玩味不出比等长的好散文更多的美质来。然而，它以诗的名义拒绝人们以散文的标准要求它，而且，又以现代诗的名义鄙视拿过去的诗学眼光来寻看它的“落伍者”。久而久之，这块“现代诗园”就少有有识之士去说三道四了，多半自认“情感已经僵固”，既然接受不了年青人的“玩艺儿”，就别去败他们的兴。试想，如果各国现代诗坛都到这份上，它们还能维持下去吗？我不否认，这里假设的情状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严重，各国都有一些人对现代诗提出中肯、坦率的批评和对它们不可抹杀的成绩的公正评价。我只不过将本文开头提出的通常对待现代诗的心理模式推演一下，试图证明那是不对的。
